读者按： 《社会性动物》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埃利奥特·阿伦森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中的一部。本书是从2020年3月20日晚开始读者三天完成的阅读。

阅读感受：作为理科的学生，很久没有看偏文的书，看完这本书确实也是艰难的过程，自己读书比较功利性，很难对这本书的所谓的详实分析富有兴趣。

• 这是我们对社会心理学下的工作定义，即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对别人的信念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 人们往往给过失者冠以诸如“疯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称来解释他们的令人不愉快的行为，从而把他们从“好”人中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必为其行为烦恼了，因为它和好人无关。在伯斯蔡德看来，这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容易使我们对产生不愉快行为的情境压力无动于衷，而且会导致我们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用一套测验诊断谁是骗子、谁是虐待狂、谁是贪污犯和疯子。这样，社会活动就简化为：把这些人辨别出来并把他们送入适当的机构。

• 大多数被试验人确实成了“犯人”或“看守”，已不能分清自我和所扮演的角色。其行为、**和情感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

• 也就是众人觉得应当终止讨论的时刻，提出异议，这会让他们比早一些提出异议遭到更多的排斥。

• 在这种气氛中，即使最野蛮的行为也是最有理的，因为没有人持异议。这就造成了所有人意见都一致的假象，使人不敢去想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余地。

• 根据贾尼斯的理论，集体**是“具有凝聚力的集团中其成员的一种思考模式，发生在共识存在于该集团中并处于非常强大的支配地位，以至于往往忽视了对其他各种行动方案的现实评价的情况下”。陷入这种不良的决策方式的团体，一般来说，都认为自己无懈可击他们被乐观主义遮住了眼睛。

• 相反，假如你单独和一个助手在一间屋子里，这位助手按照事先的安排，做出愤怒的样子，不停地抱怨你们正在填写的调查表，最后在烦躁之极的情况下撕毁了调查表，并把它使劲地扔到纸篓里。与此同时，肾上腺素对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你感到心跳加快，手开始发抖。那么，你会体验到什么情绪呢？大多数被试人这时都感到愤怒，并且以愤怒的方式去行动。

• 现在，我不再使用从众这一简单的术语，而是把人们对社会影响的反应分为三类：依从、认同和内化。

• 因此，许多人在经过这种形式的短暂戒烟后，最终在缺乏电击的环境中再度吸烟。那为什么有些人在经过行为治疗后会停止吸烟呢？这里关键在于：一旦个体被强迫产生依从行为，几天没有吸烟，在这期间有可能产生新的发现。例如：一个人以前认为，自己多少年来每日清晨醒来时的猛烈干咳和口干舌燥，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戒烟几天以后，喉头清爽、口不发干、非常舒服。这一发现使他从此永不抽烟了。由此看来，虽然依从本身通常不产生持久的行为，但它可以为导致持久效应扫清道路。

• 我们知道别人从众，但低估了自己可能从众的程度。

• 要减弱个体对团体压力的遵从，一个方法是让个体先说出自己的最初判断。影响个体遵从团体压力的另外两个隐私是，受压力的个体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团体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当某个个体与我们有相同之处，或者非常重要，或是在某一情境中具有权威时，我们更容易遵从该个体的意见。

• 权威的代表能赋予一项要求以法之理，从而产生高顺从率。

• 在很多情景中，我们之所以遵从别人，是因为别人的行为使我们正确行动的位置知道。简言之，我们经常依赖于他人作为决定现实的一种方法。

• 一个人越觉得另一个人像专家、有特长，他跟随他，遵从此人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提供他人在特定环境下的一般行为方式这类建设系信息，别人就可以促使我们采取从众行为。

• 为了获得如何恰当行动的信息而去观察别人并遵从别人，比只为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而去遵从别人，其结果会更有力。

• 当客观现实很模糊时，别人就成了主要的信息源。

• 两种类型的从众现象。二者的基本区别在于：（1）从众行为的动机不同，一种是想得到奖励，免受惩罚。另一种是想获得如何恰当行动的信息；（2）从众行为的相对持久性不同。

• 人们对社会影响的反应分为三类： 依从：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行为持续的时间与奖励或惩罚存在的时间相等。 奖励和惩罚是使人们学会并进行某些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它作为社会影响技能，其作用却十分有限，因为必须持续提供奖励和惩罚才能生效。

• 认同：做出这种反应是由于个体希望自己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个体在认同时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因为个体满意的确定了自己与所认同的个人或团体的关系。认同与依从的区别在于，个体能捉奸相信自己所采取的观点和准则，虽然他对这些观点和准则的信仰还不够坚定。 内化：将准则和信念内化是对社会影响最持久、最根深蒂固的反应。把某种信念内化的动机源于使自己正确而不犯错误的愿望。对这种信念的奖赏是内在的。

• 依从是最不持久的反应，对个体影响最小。认同对社会影响的反应并不需要持续的奖励和惩罚，需要的知识个体想成为那种人的愿望。内化是对社会影响的最持久的反应，这是因为一个人想使自己正确的动机是强大的自我支持力。

• 任何一个具体行为要么起因于依从，要么起因于认同或内化。

• 如果有许多人看到受害者的痛苦，那这个受害者得到救助的可能性减小。如果有人树立了不管闲事的榜样，或者某一行为的责任看起来人人有份，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尽力避免帮助别人。确定紧急事故的发生时助人的第一步，设想自己有责任介入是助人的第二步。当目击者无法通过假设别人回去帮助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感时，更有可能会帮助别人。如果帮助的代价过高，人们就很少帮助别人。除此之外，人们还会考虑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通情是指人们在看到别人处于痛苦中时所体验到的不愉快的生理反应。当人们有着共同命运时，就更有可能帮助他人。

• 把具体的教学过程视为教育性的还是宣传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当我们处理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们的意见大相径庭的问题时，不可能构建一个让问题双方都视为公平、公正的方案。

• 劝导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中心途径（依赖于那些以促使人们思考该问题的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的确凿论据）和边缘途径（提供刺激人们在非深思熟虑情形下接受某一论点的暗示）。呈现问题的方式要么刺激人们思考，要么触发人们的即可认同——这取决于信息发布人所采取的途径。

• 增加宣传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宣传源；宣传的性质；接受者的特点。即“谁对谁说什么”。

• 宣传者的边缘途径不仅经常被商业广告所强调，它们还经常是观众能看到的宣传者的唯一途径。

• 宣传者确立别人对他们的信任的办法：方法之一是反自我利益而行之。如果听众能绝对肯定某人无意影响他们，此人的可信性同样也会增加。

• 除了专家身份和可信性之外，决定宣传者效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的吸引力或令人喜爱的程度如何（至少在无关紧要的问题和行为上）。

• 在某些情况下，唤起恐惧与具体指导结合运用的宣传能够也确实使人们产生了宣传中所建议的行为。引起恐惧的宣传与受众的个人行为的相关性越大，他们越有可能让自己相信宣传中描述的危险是言过其实的。

• 与大量的统计数据相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受清楚、生动、个人化的事例的深刻影响。

• 单方面与多方面论证和宣传的效度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所获信息的多少。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受众的初始态度。

• 根据对学习现象的了解，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称之为首因效应；根据对记忆现象的了解，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称之为近因效应。

• 一个物体看起来比自身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参照物的情况。

• 我们解释社会事件的方式通常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想法，也取决于我们一般用以判断事物的信仰和范畴。我们队世界的诠释还取决于情景中最显著的事物。而显著的事物课由先入效应引发。先入的过程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最近的或经常被激活的想法最后可能被大脑捕捉到，因而会被用来解释社会事件。

•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众媒体在告诉人们如何思考方面可能不很成功，但它在告诉人们思考什么方面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 另一个影响我们构建眼中世界的因素是决策的形成方式——即一个问题或决策的呈现方式是否使它表现出某种潜在的得或失。

• 影响我们组织和解释社会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安排和散发信息的方式。

• 我们从某人身上最初获得的东西对我们对他的判断骑着决定作用。首因效应在印象的形成中所占的是主导地位。根据注意力递减理论，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列表上排位靠后的项目受到较少的关注；因此，这些项目对判断的影响力较少。根据解释性理论，排在前面的项目会产生最初的印象，而这一印象将以两种方式来解释排在后面的信息：（1）通过削弱前后不一致的事实；（2）通过一次排列的项目的些微改变。

• 虽然拥有更多的信息有时确实会有所帮助，但同时它也能够通过所谓的稀释效应改变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即中性和非相关信息容易减弱判断或印象。

• 稀释效应对于那些对控制印象的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

• 启发式判断是一种思考上的捷径，是解决问题的简单、通常是笼统的规律或策略。它不需要思考，只需选择一个规律，然后直接套用到身边的问题上。它与更加系统的思考形成对照。启发式判断两种最常见的分类——代表性启发和态度性启发。

• 当我们运用代表性启发时，我们会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相似性，以推断第一个事物与第二个事物类似之处。代表性启发经常用于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及判断。单凭经验的思考方式被称为可用性启发，指判断是根据我们从大脑提取特例的容易程度而产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可用性启发被证明是准确有效地。它的主要弊端在于，有时最先进入我们大脑的例子可能以偏概全，缺乏代表性，因而会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态度是储存起来的评价——无论事物本身好坏与否。人们倾向于利用态度性启发决策和解决问题。一个人的态度在决定他相信什么是事实时骑着主要作用。态度性气氛的使用会影响我们的逻辑与推理能力。

• 态度性启发的另一个维度是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是一种概括性的偏见，在这种偏见下，无论我们对一个人的一般印象是好是坏，都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判断及将来的期望。 态度性启发的再一个维度是错误的一致效应。我们几乎都会过有高估计在某一问题上与我们看法一致的人的数量的倾向性。我们经常假设，我们喜欢的事物别人也喜欢，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别人也喜欢做。

• 当我们没有时间认真思考某个问题时；当我们负载信息过多，以至于无法充分地对其进行加工时；当手中的问题并非十分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必太过思虑时；当我们缺乏作出决定所需的可靠的知识或信息时，我们更容易使用启发式判断。

• 对不明确的事件进行分类时，一旦对某人或某事做出分类，人们就会知道采取何种行动。

• 指一个人容易认为自己更接近事件的中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人在回忆往事时，仿佛他们是当时的主角，处于空置和影响事物进程和他人行为的位置。 自我中心思考问题的倾向以微妙的方式出现，经常包括我们对往事和信息的回忆。人们对于描述自我的信息的记忆是惊人的。而且，当参加群体工作时，个体往往只注意和回忆自己的表现，而忽视和忘记那些关于他人表现的信息。自我中心**在记忆中的作用确实对学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记住本书内容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将其与个人经历联系起来。

• 多数人都有为自己的行为、信念和感情便捷的动机。

•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毕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相信其存在是不荒谬的。

• 改变一个或同时改变两个认知使他们相互更协调、更一致，或者增加新的认知以缩短与原有认知之间的鸿沟，才能减少认知的不协调。

• 减少与未能实现目标相关的不协调的方法：遍地这些诺言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对成功的期待值。

• 人不是信息的被动贮藏器，他们观察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取决于对某种信念或行为的赞同程度。为了减少不协调，个体会歪曲客观世界。而且，歪曲的方式和程度是可以预测的。

• 我们的许多行为是非理性的额——尽管对个体而言，这些行为可能非常合理。

• 没有威胁，没有冲突，就没有贬低。

• 对某件事来说，一旦迈出第一步，就会逐步升级。你需要为一种行为辩解，于是你的态度就有所改变，这种态度的变化又影响着你未来的决定和行为。

• 一旦一个人介入，他按照更高要求去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并逐步升级。当一个人卷入某工作的一小部分时，继续干下去的可能性便会不断增加。这种从小处着手以使人们服从更大要求的过程被称为登门槛战术。

• 当决定已不可挽回，不协调将会增加；为了减少不协调，如果一个人不能再对决定有所作为，便会更加肯定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 减少不协调的方法之一是把你所选择的这种行为的害处减到最小（把益处拉到最大）。

• 最反对某种行为的人，正是那些差点就被引诱制服而最后拒绝了诱惑的人。

• 使一个人坚持一种态度的机制同样也可使那个人改变一种态度。它取决于在这种情境中，哪种行为最能减少不协调。

• 在没有充足外在理由届时我们为什么会发飙与自己原先态度相反的观点时，我们就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

• 对依从的奖励越大，依从的可能性越大。但当涉及到态度的永久性改变时，奖励越多，态度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当我们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外在理由，发表了公开声明并因此而改变了态度，这种态度的改变便是持久的。

• 外在理由越少，态度改变越大。

• 在自我受到威胁时，表现出来的不协调是最强的。

•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不协调的作用是巨大的：人们认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时。也就是说，后果越严重，责任越大，不协调就越大；不协调越大，态度的改变就越大。

• 因为我任务自己是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如果我让你遭受痛苦，就一定会让自己相信你是个讨厌鬼。换言之，像我这样的好人不会随便伤害无辜者，所以，如果我对你有所伤害，就是你最有应得的。

• 人们把各种暴力行为施加在无辜者的头上，并为它进行辩解；反过来，这些辩解可以导致更多暴力行为。

• 当某些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我们往往把原因归结到某些环境因素上，而同样的不幸降临到别人头上时，我们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到他自身固有的某些性格缺陷上。

• 不可避免性使人心变得更加友善。人们对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往往会从最好的方面看它，随遇而安。反应的实质主要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预防措施能真正增加对不可避免事件的控制程度。

• 在自尊心受到威胁的情境下，个体的卷入程度最深。高度自尊心的人在做出愚蠢或残酷行为时会体验到最大的不协调。

• 敌意性攻击源于愤怒的情绪，目的是给他人造成痛苦或伤害。

• 手段性攻击中存在着伤害他人的动机，但伤害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不是给他人造成痛苦。

• 攻击性是否能明显的表现出来取决于先天倾向、后天习得的反应、以及社会环境的明确性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 在一个既定文化范畴内，改变社会环境能够导致攻击行为的巨大改变。这一事实突出了人类能够改变攻击倾向的各种方式。

• 发泄攻击性并不能抑制攻击倾向，却往往增加攻击倾向——甚至在目标并不完全是个无辜受害者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人被被激怒时，他们往往实施过分的伤害行为。

• 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原因： 神经学与化学元素——睾丸激素；酒精；痛苦和不适； 受挫和攻击性； 社会学习和攻击行为； 社会学习、暴力和大众传媒——电视暴力的麻木作用；对女性不利的媒体、色情与暴力；吸引大众注意的攻击行为

• 挫折不适简单剥夺的结果，而是相对剥夺的结果。只要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希望，就存在着可导致攻击行为的挫折。希望的满足可以减少攻击行为，希望的完全丧失也可使攻击行为减到最小。

• 攻击性反应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挫伤别人的意图。

• 匿名状态会产生非个体意识现象，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减弱的状态，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降低，对不正当行为的自我约束减轻。当人们身为一个群体的一员时，他们是“不为人所知的”。他们的自我意识会降低，更少在意对攻击性、破坏性行为的额自我约束。所以，他们更不可能对攻击性行为负责。

• 暴力从来不会简单的因条件得到改善而结束。暴力滋生暴力——不仅在受害者反击敌人这个简单意义上是如此，在下边这种更复杂、更隐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即攻击者通过夸大对手的邪恶来为自己的暴力辩护，因而增加他进一步攻击对手的可能性。

• 一种比较缓和的攻击手段可用来纠正社会疾病而又不会造成不可调和的、无限循环的冲突。

• 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不断地减少能给人造成挫折从而导致暴力攻击的不公平。

• 如果能在和睦关系的前提下明智的运用惩罚手段，那惩罚就是有用的。

• 对小孩来说，适度惩罚的威胁作用比严厉惩罚更有效。

• 挫折不一定导致攻击行为；相反，它也可以导致建设性行为，只要经过事先训练使这种行为能更吸引人、引起人们的兴趣。

• 一个抑制攻击行为的重要方法是，清楚地指出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最有效的指示者就是社会——即在同一情境下，其他有自制能力的、相对无攻击性的人在场。

• 攻击行为的表现与其他行为的表现一样，可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尤其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看到别人如何行动以确定什么行为是合适的。

• 很多人觉得故意使别人受痛苦是很困难的，除非他们能找到一些判定受害者已失去人性的方法。

• 是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 是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一个人，而不管团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

• 刻板化并不一定是一种恶意的行为，它常常只是简化我们对世界看法的一种方法。

• 当基于经验的刻板形象正确无误时，就会成为我们认识外界复杂事物的一条适当的捷径。但另一方面，如果它蒙蔽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群体中的个体差异，那它就是不适当的，并具有潜在的危险。

• 当人们的行为与我们的刻板印象一致时，我们容易蒙蔽自己，而忽视那些提供了他们真实意图的线索。相反，我们会假设，一定由于他们的自身原因，而非生活环境的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 在不明确的情景下，人们的归因往往与其信仰和偏见保持一致。

• 偏见不仅影响人的归因和结论，而且他的错误结论又为其负面感情进行了辩解并使之得以强化。因而，整个归因过程呈螺旋式上升，即偏见引起了某种特定的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而这种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又反过来加强了偏见。

• 无论刻板印象背后的现实是社会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对女性或男性应用刻板印象剥夺了个体被视为具有个体特质和能力的人的权利。

• 为了理解和感受受害人的境遇，我们必须能够从受害人的角度来重建导致他受害的事件，受害人并不像我们一样能利用后见之明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 当我们持有错误的观念或对他人持有偏见时，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往往会使他人的行为方式最终验证了我们的错误判断。当我们对他人持有某种看法时，预言的自我实现使我们创造了一个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社会现实。即使我们的**开放到能够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时，我们往往仍会不自觉的应用证实我们刻板印象的正确性的“检测”方法，甚至在我们的观念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

• 偏见的特质——要么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要么是通过我们构建心理现实的方式。

• 对一个人的偏见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它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

• 偏见的四个基本要素：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转移攻击目标；人格需要；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的遵从。

• 出现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个体倾向于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不喜欢的、看得见的、相对软弱的群体。此外，攻击的形式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内集团允许和赞同什么。

• 大多数偏见行为是对于社会规范奴仆般地遵从的结构。

• 确定从众是产生偏见的原因的方法：确定一个人的偏见和他的一般从中模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迁入到国家的另一地区，看看他的偏见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

• 对于偏见规范的遵从可能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准确证据或者错误信息占据了优势，从而导致人们采取那种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负面态度。即使在不经意间接触到的偏执态度也可影响我们对偏见受害人的态度和行为。篇之态度也可以在一个从制度上支持这些态度的偏执社会中人为地制造出来。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制造偏见信念。

• 一种特定的、与公共认识相反的国家政策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最大利益。

• 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在没有经济冲突的理想条件下可以并确实能够增加理解，减少偏见。 不可避免性心理可以并确实能够产生压力以减少偏见态度，并且为理想条件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消除种族隔离打下了基础。 在有经济冲突的地方偏见态度往往会增长。 由于在学校取消隔离而引起竞争，特别是如果对少数种族团体有严重不公平的地方，敌意往往会增加，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想重新得到某些已失去的自尊心。

• 一旦不信任建立起来，把两组置于平等地位和无竞争的情境中，只能增长这种敌意和不信任。

• 减少敌意的主要因素是彼此相互信赖——为了达到目标个体之间相互需要的情境。团体合作同样能够推动团体之间的合作。合作改变了人们将“外集团”成员区别于“内集团”成员的认知方式。

• 我们喜欢那些只需要我们付出最少的代价就能为我们提供最大酬赏的的人。

• 当情况越来越复杂时，我们发现这种一般概念的价值会越来越小，因为只要提供酬赏的社会背景有一丝变化就能使“酬赏”变为惩罚。

• 恩惠和选择不是普遍的酬赏。

• 赞扬和恩惠不是跨情境的：他们是否能起酬赏作用取决于情境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中有些是非常微妙的。

• 让某人给你以帮助，是增加你的吸引力的更可靠的办法。

• 我们并不因人们给我们的恩惠而喜爱他们，而是因我们给予了他们恩惠。

• 曾帮助过你的人比你曾帮助过的人更乐于帮助你。

• 你帮助某人会增加你对他的喜爱，但前提是你付出的努力必须得到成功。

• 我们的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越大，对喜爱我们的人就更加喜爱。

• 来自另一个人的奖励行为的增加对于个体的影响，比来自那个人的固定不变的奖励对个体的影响更大。奖励行为的减少比固定不变的惩罚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具备的条件：第一，构成增减的不仅仅是一系列肯定或否定的陈述，还必须有些东西能表明情感的变化。第二，态度的转变必须是逐渐的。）

• 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主动与被动，控制与顺从），相反的事物会产生吸引。这就是说，人们往往选择那些需求和特质与自己互补的人。

• 在交换关系中，人们所关注的是确信实现某种公正，以及确信每一个成员的酬赏与代价的分配是公平的。公有关系是那种在其中任何一人都不得分关系。并且，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有需要时给予自己所拥有的，而当自己有需要时，也会准备好受到同样的关怀，他们并不完全对严格的公平不关心，他们对它感到放松并且有信心通过长期的努力达到公平。这个关系越近越亲密，它就会变得越具有公有性。

• 朋友有能力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但几乎无力提供重要的奖励。

• 彼此关系越诚实、坦率，那种单调乏味、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如果我们的婚姻伴侣或亲密朋友不能给我们提供尊重的增加，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种互不公开，互不诚实的关系。在开诚布公、诚实、坦率的关系中，人们能够分享彼此的真实感情和印象，因而没有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一个关于亲密和重要方面的交换益于亲密关系的发展。在其他所有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在我们发现一些关于自己重要的事情时，我们会更喜欢一个人。当他人显示出关于自己的个人的和否定的事情以表示对我们的尊敬时，我们往往会更喜欢这些人。

• 真诚是种放弃制造良好印象的企图和开始显示那些与自己的正直诚实有关的事物的企图的能力。真诚坦率包含了一种在适当的情况下以一种能反映出相互关心的方式广泛的与我们的朋友们和爱人们交流各种不同感情的意愿。

• 坦率的谈话，是指一个人在不指责、挖苦的情况下，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担忧。

• 交流的目标： 培养明确的、坦率的、不怨天尤人的交流方法； 培养勇于检查自己的行为和探究它对他人的影响的意愿； 培养通过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强制或操纵来消除冲突和纠纷的能力。

• 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以特殊方式行动，我们很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认为他具有某种动机或人格特征。

• 为了使一个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有效，我们必须直接的、坦率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反馈的益处不仅限于接受者，通常在提供反馈时，人们也能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直接表达感情可以加深了解，消除隔阂，从而有助于防止消极感情的逐步升级。

• 既要坦率又要以一种使别人少受痛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是可以做到的。为了避免破坏性，我们对坦率交流的运用必须包括直接的表达感情而不是评价。

• 用感情的形式表达反馈比用判断和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易于使对方接受和应付。因为，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和判断纯粹是推测和猜想。第二，当一个人评价和判断时，只是在说一些别人的事情，但是，当他述说由于别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感情时，他是在表露自己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