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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ode? Open in Web Editor NEW虽然是平庸的小市民,但愿意为无产阶级的胜利献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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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平庸的小市民,但愿意为无产阶级的胜利献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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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什么是知识产权?
date: 2016-08-09 18:45:12
知识产权是现代资本主义在精神生产(或者说创造性、抽象生产)方面扩张的产物。在版权法的作用下,抽象、创造性、精神生产产物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成为被交易的东西。
资本家通过版权法,妄图使作为一般劳动的动态理论科学脑力劳动私有化,并成为其牟利工具。
在今天,一场另类“圈地运动”正在知识产权领域悄悄展开。
跨国公司大规模的战略性专利申请、大公司之间白热化的专利竞赛、发达国家对发展**家的知识产权贸易战等等,正是这种 “知识 ”“圈地运动”的具体表现。从长远来看,资本在知识的应用环节对知识的**,割裂了知识创造、传播和发展的动态特性,扭曲了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自身规律,因此,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1]
[1]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知识产权问题》作者周翼 (1964- ),复旦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代码运动就是对现代商业化软件产业以及知识产权的一次冲击。当然,这是不彻底的。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消除GPL条款不够灵活的特点而发起的 “开放源码倡议 ”开始用 “开放源码软件”的概念代替 “自由软件”的概念。一场引人注目的开放源码运动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
今天,开放源码运动中的佼佼者GNU/Linux操作系统、Apache服务器、Perl、sendmail、BIND等已获得 了相当大的成功,令人刮目相看。软件帝国微软早已经把 Linux视作将动摇其垄断地位的实质性威胁了。显然,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码运动挑战知识产权的前景令人鼓舞。[2]
[2] 同上
title: 资料摘录——不断革命论
date: 2016-08-25 09:29:35
水来火去:托匪主流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举个例子,在双半或者殖民地国家,应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一同大盗,“毕其功于一役”。(至于地主之类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在托匪看来充其量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残余〔也就是说,他们勉强承认存在“半殖民地”[因为列宁已经说过],但不承认存在“半封建”——事实上1920年代他们便是如此看待旧**的,拉狄克干脆否认**经历过封建社会——某派通常否认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可谓当代天朝那些鼓吹“**无封建”的史学砖家的先驱〕,有的话顺便清理便可。)
**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1]
[1]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2]
[2]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党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的**,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3]
[3] 池恒《从资产阶级**派到走资派(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title: 在一九八四吧的潜水日常
date: 2016-08-02 14:20:48
百度一九八四吧是一个文学类贴吧,但他们的吧友很少谈论《一九八四》本身,而是各种发牢*。
初到这个贴吧,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吧友们大都是日漫爱好者,而且**有点激进,反自干五,但也不像是自由派。倒像是一群臭学生。当中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
他们看起来**并不成熟,整天“你国”、“支那”地喊着,想要移民到墙外。他们虽然对**的现状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清楚,这是**教育的失败之处。
他们也没有什么干货,整天也就“抒情”二字。
他们的言论也挺恶心,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他们不像是自由派,也不像是什么纳粹法西斯。对集体主义恨之入骨,大多大口吃着人血馒头抨击某些你懂得东西,感觉他们对集体主义存在一种被害妄想症,而且从未走出。
他们是很普通的**小资。
PS:有吧友反映那个贴吧已经是纳粹的聚集地。在“纳年纳兔纳些事”[注:下文简称“纳吧”]被封之后,一九八四吧就已经被纳吧的人占领了。
title: 什么是共济会?
date: 2016-08-02 20:26:18
所谓的共济会谣言,是天主教教廷散布的。《共产党宣言》里有揶揄。
18到19世纪的共济会是一个自由派团体,信奉自然神论、宗教自由、理性思维之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教廷就搞了一大堆阴谋论来反对共济会。
19世纪中期美国共济会成为大资产阶级俱乐部,引起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他们在新教教会的组织下发起**济会运动,后与一无所知党的排外民粹主义运动合流为一个固守所谓美国传统价值的势力。这些人将共济会视为天主教会一般的欧洲化的非美国的结社。
19世纪后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对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等资产阶级早期价值观的逆反,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吸取美国、教廷等早期**济会运动的元素发起了各自不同的**济会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攻击共济会具有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倾向,与本民族“文化”格格不入。
19世纪末期,**济会、反犹太主义和反社会主义**逐步合流,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源头。
**济会阴谋论最初是封建势力散布的,后来被小资产阶级所接受,最后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武器”。[1]
[1] 资料整理于百度贴吧吧友“无辜蒙冤方世鸿”于[方从哲吧](http://tieba.baidu.com/p/4704138439)的发言。title: 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
date: 2016-07-28 19:03:53
老实说《资本论》这种大部头未必适合初学者。还是应该从政治经济学教材读起。
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开始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对于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是什么力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既不是神仙皇帝,也不是英雄豪杰,而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表现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日益社会化,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大资本家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日益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决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到解决,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生产日益社会化,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也造成了实现这个革命转变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准备了自己的掘墓人。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以往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除了奴隶制度代替原始公社制度以外,都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已经陈旧的剥削制度。由于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而新的生产关系有可能在旧社会内部逐渐产生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不论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也还必须由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使它在整个社会中占**地位。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则更是只能如此。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同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它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全部上层建筑,都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此,无产阶级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道路,是进行暴力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剥削,他们总是首先使用***的暴力,使用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来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的暴力粉碎***的暴力,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道路。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自己的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反复斗争的焦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行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列宁指出;“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一九一七年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第一次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分析了旧**的社会性质,制定了领导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伟大胜利。
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疯狂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肆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叫嚷什么,对资本主义制度“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就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主张“从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宣扬“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一类在我国**主义革命时期,也抛出了“和平**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说什么“**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军队,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给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来决定的。而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面前,资产阶级总是“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因此,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是骗人的鬼活。正如列宁指出:“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
目前,继续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清除“和平过渡”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一切国家政权一样,也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但是,它不是由少数剥削者阶级压迫多数被剥削者阶级,而是多数被剥削者阶级压迫少数剥削者阶级。因此,它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有本质的区别,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的一次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自己上升为**阶级,这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日的,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斗争。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的工具。它有三个方面的职能:首先,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特别是对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专政,并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采用**的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引导劳动人民清除资产阶级和内外反动派的影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无产阶级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政权,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消灭旧社会的痕迹,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所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竭力地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实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苏修叛徒集团曾经公开宣扬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类也竭力鼓吹孔老二的什么“仁政”,咒骂“恃力者亡”,其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压迫和镇压阶级敌人的职能,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勃列日涅夫之流口头上也在那里讲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只是以承认这个名称为幌子,实际上却改变了专政的阶级内容,把它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酉斯专政,并以此为掩护,镇压苏联人民的反抗。我们必须彻底批判什么“全民国家”、“仁政”之类的谬论,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藏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开始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为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立即将资产阶级借以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工厂、大银行和交通运输等大企业,收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从而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否则,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就会凭借他们仍然占有的经济实力,配合其政治上、军事上的反扑,来窒息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巴黎公社失败的历史教训之一,就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的中途停了下来,没有把象银行这样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在**开办企业,不但在重工业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而且在轻工业方面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官僚资本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固定资本中占百分之八十,而且还垄断了整个金融和贸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旧**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过程中,党和政府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分别地接管了帝国主义国家在**的企业,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之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从而使我国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这样,就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
由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立即没收大资本(官僚资本),产生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没收大资本,并不意味着一切私有经济都已被消灭,还存在大量的中小资本和个体所有制。因此,在过渡时期的初期,国民经济中一般地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基本的经济成分。与此相应地存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资产阶级三个基本阶级。一九五二年,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合作社经济占百分之一点五,个体经济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百分之零点七,资本主义经济占百分之六点九。
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是不可能互不干扰地平衡发展的。无产阶级要求变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而资产阶级则力图发展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在我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全面地分析了新**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变动情况,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制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在一九五三年,当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国的实践,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变多种经济成分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一类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巩固新**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竭力鼓吹“剥削有功”,“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的谬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毛主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因为,首先,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生产和经营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会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必然力图夺取国民经济的领导权,把社会拉向资本主义道路。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无产阶级成为**阶级以后,决不能长期容忍资本主义的剥削。而资产阶级也不甘心于失败,必然要从政治、**意识到经济各个方面,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消灭这部分中小资本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没收,另一种是赎买。列宁曾经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我们知道,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条件下,迫使一部分资本家接受赎买政策,给予一定的赎金,将他们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避免或减少突然变革中可能引起的损失和混乱,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但是,能否用赎买的办法来消灭中小资本,还要取决于各国当时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态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一部分资本家进行赎买。而由于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实现。
毛主席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对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
我国占有中小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他们所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具有两方面的作用,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毛主席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作用,制定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通过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地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同时,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首先,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其次,无产阶级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第三,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结成了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资产阶级极为孤立。第四,国际形势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就和社会主义经济发生联系,而程度不同地改变自己的性质。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工业方面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方面的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也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逐步地改变企业的性质。当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是表现在按私股份额取得一定的股息即定息上,而同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完全分离。这样的公私合营企业,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当国家规定的支付定息的年限期满而停止支付定息时,就完全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了。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赎买的形式,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是分配利润的制度,以后则是定息制度。资本家拿取的定息,与利润一样,也是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实质上还是剥削。
无产阶级用赎买的办法,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什么“和平过渡”,而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正是经过反复的阶级较量,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对限制、抗拒改造的行为,才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一九五○年反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一九五二年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高潮时期反对资本家抽逃资金、抬高私股估价的斗争,以及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一类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吹“剥削有功”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说什么“**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无限制的大发展”,妄图阻碍社会主义革命,使**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我国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刘少奇一类的破坏,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经过反复的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于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我国在新**主义革命胜利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的小私有经济,它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无力抗御自然灾害,不能合理使用土地和劳力。因此,小农经济仍然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农民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而且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相矛盾。同时,“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样,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农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趋热打铁”,不停顿地、及时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什么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呢?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由于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依靠剥削他人为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而在任何情况下,对他们私有的生产资料是不能剥夺的,只能引导他们自愿联合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对农民采取任何强制的措施,都会破坏工农联盟,而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首先,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根本保证。其次,广大的劳动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的革命斗争,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对农业合作化的不同态度,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反对富农的阶级路线。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贫农上升为中农,中农的队伍扩大了。毛主席针对这一新情况,对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中农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指出必须把中农区分为下中农和上中农。下中农,特别是新下中农,在经济上还不富裕,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一般地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同贫农一起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而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一般地具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动摇和抵触的,必须对他们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才能巩固地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在科学地分析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通过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阶级路线的理论。
由于农民长期处于个体生产的地位,私有观念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较深,对于社会主义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因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的觉悟程度,采取了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第一步,成立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步骤,不仅逐步地把农民的个体劳动者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且也避免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我国在这个大变动中,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得到了发展。农业总产值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六年则为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四,一九五七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七。
农业合作化运动既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此,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尖锐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的。地主、富农利用一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用造谣、破坏,或者混入合作社篡夺领导权,打击和排斥贫下中农,来阻碍和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刘少奇一类抛出了一条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宣扬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以没有农业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农业合作化为借口,诬蔑农业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疯狂地反对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且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活动,大砍合作社,妄图把个体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道。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阐明了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毛主席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一类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大砍合作社的罪恶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到一九五六年,我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个体手工业,同小农经济一样,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而,对它也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由于个体手工业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小商品经济,因而对它采取“从供销着手,实行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方针,先组织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分散生产、联合经营,再发展到生产集中、规模较大、自负盈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凭借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力量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经济实力,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一九五六年,我国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合作社经济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经济占百分之七点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具有什么特征呢?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实现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这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已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但是,它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和痕迹,因此,它“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生长,加速资本主义因素的衰亡,必须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经济、道德、精神的条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为了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性质和特征,首先需要明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否还存在矛盾呢?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修正主义者竭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借以推行其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批判了修正主义。
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产品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就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解放了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除了有相适应的一面外,还有相矛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所有制方面来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资本家还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领取定息,城乡还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的私有制。在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上,还存在着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形式方面,一定时期内还向留用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支付高薪。显然,这些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而且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是相矛盾的。
其次,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表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但是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公有制还要巩固和发展。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劳动人民之间建立起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互助合作关系,但是还存在着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地存在着。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对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的否定,但是按劳动分配消费品这个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在这里还占着**地位。上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的方面,是旧社会的痕迹。正如毛主席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既要看到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又要看到限制它的必要性。由于它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因此必须加以限制,并逐步创造条件以便将来最后加以消灭,从而使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方面逐步完善起来,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有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去维护它、巩固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有相矛盾的一面,表现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严重地存在,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而产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存在;以及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这些都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必须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正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在有些方面又“没有多少差别”,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因而这种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是在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矛盾,它可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自觉地调整和变革那些不适应的部分而得到解决。毛主席指出:“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也正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它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某些单位的蜕化变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某些部分被资产阶级,被党内的走资派所篡夺,矛盾就变为对抗性的了。当然,只要主要领导权还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和国家中还占据**地位,这些局部范围内的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如果一旦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修正主义路线占据了**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到那时候,只有再通过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修正主义的**,才能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剥削阶级虽然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但作为阶级它还存在着。我们知道,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和在物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是划分阶级的经济依据。但是,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必须从经济、政治和**的统一来认识阶级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剥削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但它的反动政治观点和**意识还会长期存在,因而它作为阶级还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在我国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还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1]
[1] 这段文字的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警示语,因为比较抽象,往往不能使人直接想到“为什么存在?他们是怎么进行反攻倒算复辟的具体情节”。因此,这里稍微展开一下: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传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等级制度和法权,存在着尚未完善的公有制经济形式(集体所有制),更存在着三大差别,在这样的有差别的经济环境下必然有强势得利的群体存在,而可以想到这部分人基本上不是得利的富裕者就是得势的掌权者,他们容易勾肩搭背形成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有条件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政策法规里面去,从而左右政治、经济、文化、时局,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性质出现衍变,进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总之,这种衍变是沿着这样一个脉络发展的:差别产生利益分配不均→产生贫富强弱→富强者不惜利用金钱做资本笼络贿赂腐蚀权势→权势掌有决策制度资源向资本倾斜→量变到质变实现复辟资本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会自发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国外的资本主义的阴风还会不时地吹来以外,在国内,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意识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土壤和条件。由于存在着部分私有制和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某些固有的特点,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必然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由于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这些旧社会的痕迹的存在,资产阶级腐朽作风也会侵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从而在工人阶级中、党员中、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如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事实上,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是经常不断地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不仅在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还依然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由于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会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要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的一面,主要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不稳固,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城里旧**、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逐步清除旧社会的痕迹,积极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巩固和不断完善。而资产阶级则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总是竭力维护和利用旧社会的痕迹,疯狂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因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就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必将长期存在。毛主席最近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敌人、一切牛鬼蛇神是非跳出来不可的,每过若干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每经过一次大的斗争,就清除一些旧社会的痕迹,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得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向前发展一步。只有经过多次的阶级较量,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的威胁。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有着两种发展可能性:一是前进到共产主义,一是倒退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必须坚持经济领域里的继续革命,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与阶级划分相联系的旧的分工,即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限制并逐步缩小各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和作用,并积极创造条件以达到将来最后予以取消。还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正如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在论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时,曾指出:“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为了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体,最后消灭阶级,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是在一切领域和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里专政,决不能只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专政。如果丧失警惕,在“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路上停留下来,资本主义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
毛主席在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党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总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胜利前进的灯塔。
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多次的斗争,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巩固和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击了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应的部分,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承认不承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修正主义者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炮制了反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变革单纯地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竭力否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彻底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之流宣扬“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维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刘少奇一类在我国由新**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也大肆叫嚷什么我国工业不发达,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有“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疯狂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又祭起唯生产力论这一破烂武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苏修叛徒集团竭力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理论,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就开始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变成全民国家”,“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以此掩盖他们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刘少奇、林彪一类也宣扬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国家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竭力阻挠和破坏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革命措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竭力维护和扩大那些旧的东西,妄图利用这块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培植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一起,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场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修正主义者总是利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革命,阻挡革命洪流前进;而当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他们又总是搬出唯生产力论来否定这场革命,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毛主席也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决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统一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巩固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把革命搞好了,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建设就将被引入歧路,生产或者搞不上去,或者在一个时期暂时搞上去了,但最终还要垮下来,或者即使搞上去了,也会重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
毛主席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认真学习和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在一切领域和一切阶段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title: 帝国主义与法西斯
date: 2016-07-26 18:27:36
问:何谓帝国主义?
答:帝国主义是一种“国体”——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占绝对优势。
问:何谓法西斯主义?
答: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体,是停滞和下落时期的资本主义。它通常出现在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国家,但也可以出现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特点就是彻底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经济由大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资本垄断,对无产阶级采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迫。
问:它们之间的联系呢?
答: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倾向于**扩张,以谋求更大的势力范围,甚至不惜发动世界大战。而且附属国和半殖民地的法西斯更倾向于鼓吹民族主义,**周边的弱小国家;另一方面又依附于某一帝国主义势力,充当后者的马前卒。
title: 计划经济有何不可?
date: 2016-08-05 16:26:25
历史就像讲故事,谎言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一亿遍,甚至更多,就可能变成真理。
不少自由派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再以市场神教否定现在,从而达到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目的。可是,计划经济真的有这么不堪吗?真的如市场神教教徒那样所说的,是一条粗直的黑线吗?
答案并不是!
在各路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污蔑下,计划经济似乎一无是处,那么,它的理论根据又何在呢?
在自由派的眼里,除了商品经济,其他的经济体制都是非自然的。在这个逻辑下,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计划经济都违反自然规律。
假设经济体制真的与生产力有关,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违反的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什么自然规律。
况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计划经济与马克思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很大差别。他们都有很浓烈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如按照计划经济生产的国有企业、人民公社、集体农庄、人民政府等等。
不是只有完全照搬苏式计划方法才叫计划经济。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
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 ,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 。这是一个革命。 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那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1]
[1]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空格四年六月六日)》
不知80年代末期哪个“最高领导人”拍脑袋胡乱引进市场机制、放开物价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机制给官僚借权力获取利益开辟道路?你膜拜的“市场机制”的价格闯关完蛋后,工人农民小生产者都不干了,都上街了。[2]
[2] 摘自“★列宁在1918”在百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吧的发言。
对工业进行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初期改造未能持续很长时间。1980年代末期,由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的财政和社会问题,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在前不久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实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政策,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通货膨胀。尽管根据国际标准来看,官方宣布的物价涨幅(根据官方有保留的数字,全国约为7%,城市偏高一些)并不算高,通货膨胀还是震惊了三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平稳物价的**人。在毛时代的27年中,消费品物价平均每年上涨的幅度不超过0.5%。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到了警戒线,这对一直循规蹈矩地奉行财政平衡政策的**政府构成极大压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赤字,包括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关闭效益太差的工厂等,但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加剧了长期性的城市失业问题,政府现在承认城市劳动力的失业率达20%以上。〔31〕
1980年,在政府全力对付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赤字时,它又面临着重工业产值急剧下降的问题。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过分热衷于纠正重工业生产与消费工业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把重点放在企业的利润指标上——但事实上基础重工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盈利的。1981年,根据官方数字,重工业产量下降了几乎5%,但外国分析家的计算是在8%以上。〔32〕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被称之为“重新调整”的政策,**政府重新对价格、工资、投资和原材料分配实行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是在城市工业中又重新建立了“指令经济”。在恢复了**计划体制后,工业生产回升。1983年,重工业产量增长了12.4%,轻工业只增长了8.7%。〔33〕这种增长速度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与***时代后期基本相同。
〔31〕 老资格的军队将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一次讲话中说,1979年城市的失业工人约有2000万。香港《明报》于1979年6月14日登载了这个讲话。**城市的失业问题自1950年代就已成为周期性的问题,只不过官方未予以承认。在***时代,由于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以及亏损企业的关闭,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32〕 索林杰:《第五届全国人大与决策过程:改革、调整和反对》,载《亚洲研究》第22卷第12期(1982年12月),第1263页。
〔33〕 国家统计局:《1983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公报》,载《北京周刊》第14期(1984年4月),第20—24页。 [3]
[3] 《***的**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著。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
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4]
[4]《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章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地位的和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进一步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5]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6]
[6]列宁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3-15
光光把生产资料收为国有完全不够,仅仅这样不会导致“市场竞争和生产各自为政的状况的消失”,计划经济这个手段非搞不可。
title: 为什么说**是末位列强——一次贴吧讨论的总结
date: 2016-07-22 10:24:53
在现在的话语体系中,列强往往与帝国主义同义。
列宁对帝国主义下的五条著名的定义:
由此我们可知,帝国主义是最最腐朽的资本主义。它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上。我们可以把上述的定义具体化为:
而一些自干五认为,**处于列强前列,因为**GDP处于世界第二,而且充当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但他们可能选择性失明了,我国大部分产业属于中低端水平,即使部分国企属于中高端水平,但更多是官僚买办,比如轿车产业。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按资分配的,外资通过专利可以控制食用植物油到牙膏到集成电路芯片到小轿车到大型拖拉机再到工业机器人的一系列产业的国内市场。“领土广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下也没有特殊意义。
说的复杂点,就是制造业才是王道
那些所谓的列强,除了几个传统优势项目,还剩多少制造业。
本朝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存在,历史就上同一文字,不同口音互相还听不懂,到了最近两三代人才开始在口音上解决问题,多民族但主体民族清晰,目前发展水平落差夸张但是整体增长速度也夸张,我们在体量,内部多样性和整体性都是独此一家的地方。列强这种欧洲中心论点衍生的争霸意味的东西,套在我们身上完全不合适。
美国有锡、锌、镍、铅、甚至铜、铁的定价权吗?
具体到铁矿石,芝商所是有铁矿石定价权的。当然以往铁矿石的金融化程度不是很高,期货交易所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铜之类更是以现货交易为主)。
国际专利数量前三的企业中有两个的末流列强……
星辰大海党就不要来骗经验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势力范围、大宗商品定价权、专利,你帝国有几斤几两,连毛子都不如就想跟英法德日叫板?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本身就是按资分配的,你朝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低端水平,即使有部分国企是中高端但是坑钱效率极高的买办行业你为何不考虑进去?且不说你朝的势力范围了,就看看你朝在专利方面做的如何吧,2楼水火同志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朝在这方面漏洞百出且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渗透严重,你朝本身就是发展**家至今仍是世界工厂,连你朝证券都承认**制造很强规模大,然而**创造呢?利润都被老牌帝国主义赚走了,你朝就往往赚个打工费填肚子。至于军事,别吹了吧,虽然我不是军迷对军事不了解,但是按现在情况来看你朝依然还是以防御为首。
无非是工业党那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产业转移(也即工业党井底之蛙们嘲笑的所谓“去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顶端的食利国才玩得了的。资本当然是哪里利润高去哪里。只要专利在手,“剩多少制造业”有什么关系?
呵呵,2005年以前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这回事?当年被苏修逆向剪刀差(贱买工业制成品、贵卖原料燃料)剪得欲仙欲死的东欧诸国发来贺电。当然,本世纪以前的天朝原本就浑身是破绽,定价权云云自然也顾不得了。进入本世纪以后地位相对提高,才顾得上这个问题。
光看专利申请数量,天朝世界第一,不过“质量”,也就是所谓专利产业化(资本化)的程度么,呵呵。
title: 什么是三大差别
date: 2016-07-28 16:01:48
第一共和国时期对三大差别的定义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分离和对立,是从奴隶制形成过程中开始的。由于奴隶劳动的大量应用,社会剩余产品的显著增加,有些奴隶主便可以专门管理国家事务,或者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活动。从此就产生了脱离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就是阶级对立。它使劳动者终身从事体力劳动并不得不受剥削者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机构、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和控制。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但不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强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和剥削,加深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力图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巩固起来,胡说这种对立是天然合理和永世长存的。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为了“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度,极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孔丘的继承者孟轲也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3,“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4。林彪之流继承孔孟之道,大肆鼓吹“读书做官”,“智育第一”和“天才史观”,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永远做他们的牛马。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国家的主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胜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改造之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在茁壮成长。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因此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上,还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同时,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重大差别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只有积极创造条件,才能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毛主席关于“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以及一九六六年提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为逐步缩小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指出了根本途径。实现这个任务是一场极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群众运动,领导机构的老中青三结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理论队伍、亿万人民共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使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缩小我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城乡对立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从城市的出现,即开始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乡村养活着城市,城市**着乡村。这种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为尖锐和普遍。在旧**,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把**许多城市开为“商埠”,建立“租界”,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帝国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一起**这些城市,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广大乡村,造成城乡严重对立,使农业雕蔽,农民日益贫困破产。他们把城市变成了剥削阶级冒险家的乐园,把乡村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地狱。正如毛主席所说:“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的国民党**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5
我国解放后,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便消灭了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和**,消灭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代替这种对立的,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这里城市领导着乡村,乡村支持着城市,相互支援,相互促进,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城乡实行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城市主要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乡村主要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而在生产方式、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差别。同时历史上城乡对立所造成的后果,如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乡村的分散,交通不便,以及工业分布的不合理等,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因此,我们既要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又要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毛主席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6这是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建立和发展中小城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务人员到农村去等等)。这对加强社会主义城乡联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们的状况如何,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在原始社会,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是原始公社能够独立存在和不断再生产的基本经济条件。在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工农业的社会大分工以后,手工业逐渐集中于城市,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主要为**阶级服务。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广大农村中,农业和手主业仍然在小私有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着,成为小农经济得以独立存在的条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工农业结合的自然状态被彻底破坏,工农业的分离和对立达到了顶点。列宁说:“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反而扩大了这种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锐。”^7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工农业之间的对立。在旧**,主要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经营,它们直接利用**的农产品原料和从广大农村雇佣廉价的劳动力。从**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剥削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同时又把**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使**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这样就造成了旧**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我国解放后,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并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业和农业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因而消除了工农业的对立。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业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除了旧社会造成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外,主要表现在: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农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这两个生产部门中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也不相同。这种差别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新**成立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以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实现工农业结合,逐步缩小直到消灭工农差别的根本保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国营经济对集体经济的领导,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政治**教育,进一步搞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众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发展。
title: 资产阶级的三句口号
date: 2016-08-06 18:42:59
秩序即自由,寡头即**,等级即博爱。
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指自由主义的自由——不存在干涉,或者从狭义上说,甚至不存在强制。这种自由往往与建立在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有关,而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往往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秩序**之上的。
不少人鼓吹资产阶级的**,尤其的西方世界的“三权分立-海洋法系体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所以一切坚持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谈不上什么对无产阶级的政治**。
所谓的**政治,只不过是“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而已。
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辩护士喜欢吹嘘“普世价值”,可吹完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自由派喜欢把“绿教、黑人和白左”挂在嘴边,搞得自己作为黄种人或者精神白种人很高贵似的。
title: 关于“社会化微生产”
date: 2016-07-23 19:41:44
在跟P同志聊版权与GNU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化微生产。这个概念很有趣,它不同于某修正主义者的自给自足的“新”小生产,它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的通信网络,构建起数千人、数万人、数十万人的共同协作,覆盖全世界的互联网。
要解释这个概念,先得从版权谈起。
后来,印刷术被发展起来,而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形。它提供了一种效能高得多的方式来生成书籍的复本,保证提供的复本都完全一样。而且它要求专门的、相当昂贵的、普通读者不会拥有的设备。这样,它有效地形成了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中,复本的生成实际上只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businesses),从事这种事业的人数不再会有那么多。那时一个国家中可能已有数百台印刷机,有成千上万的,或许甚至上百万的实际上能阅读的人。因此,可以生成复本的地方大量减少〔译注:指原来的手抄复制〕。
现在,版权观念随同印刷机发展起来。我想可能有……我想我记得读到过,在16世纪,威尼斯,那是个主要的印刷中心,那里也有某种版权,但我现在无法找到……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引证资料。但是,版权体系自然地适合于印刷机,因为对于要进行复制的普通读者,印刷机是很稀罕的。但老式复制仍时有发生。很穷与很富的人都进行手抄复制。很富的人这样做〔请人手抄〕是要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拥有美丽灿烂的财富以显示他们能够支付得起这东西。而穷人仍不时自己用手复制书籍,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印刷的复本。就象歌中传唱的那样“若你得到的全是时间,时间就不是钱”〔译注:意为“要想不花钱,就得花时间”〕。因此,有些穷人用墨水笔(译注:原文为“pen”,这不一定指现代的钢笔)复制书籍。但对于书籍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出版发行者在印刷机上生成的,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版权则非常好地适合于这一技术体系。首先,这对读者没有伤害,因为除了大概能把这种事合法化的非常富裕的人,或者完全是作为个人行为进行复制的非常贫穷的人--而且没人打算带着律师追踪他们--以外,反正〔其他〕读者不打算制造复本。此外,这种体系很容易执行,因为只有很少它必需被执行的地方:只是有印刷机的场所,因此它不需要、也不牵涉对公众的争斗。你决不会发现几乎人人都试图复制书籍和因此而受到刑事拘留的威吓。
而事实上,除了不直接限制读者外〔译注:原文中reader's用法不明,或有遗漏的文字如“限制读者的什么”,此处按readers译〕,对于读者,它并不引起很大问题,印刷系统可能对书籍价格作了少量增加,但它不会使原价格加倍,因此,价格的少量额外增加对读者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负担。这一被版权限制的行为是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不能做的行为,因而,它不引起问题。而且因此也无需苛刻的惩罚来压服读者忍受并遵守(版权法)。
因此版权是作为产业规则(industrial regulation)而起作用的。
过去它限制出版人和作者,但它不限制一般公众。这有点象是对穿越大西洋的远航收取一笔费用。你很清楚,当人们打算乘船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时,收取一定费用是很容易的。
嗯,随着时间发展,印刷变得更有效率了。到后来,甚至贫穷的人也不必烦恼地用手抄书了,这种概念也差不多被忘掉了。我想是在19世纪,印刷基本上变得便宜,基本上足以使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印制的书籍,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穷人复制书靠手抄的概念从记忆中消失了。大约十年前,在我开始给人们讲述这一专题时,我听说了这方面的事情。
因此,最初在英国,版权被设计为一种审查措施(a measure of censorship)。想出版书籍的人被要求从政府获得批准,但在美国宪法中,这一**开始改变并且它被明确地表达为一个不同的**。当美国宪法被写成时,曾有一个提议,认为作者在复制他们的书籍上应该有一种垄断权(monopoly)。这一观点被拒绝了。替代地,一个不同的版权原则(philosophy of copyrght)观点被放进了宪法。这个观点即版权体系可以是……嗯,这个观点即人们有复制事物的天赋权利,但作为复制行为上的人为限制的版权,出于推动进步的理由,可以批准认可。
这样,版权体系或多或少在任一情形下应该已经是相同的,但这是一个有关目的的陈述,表达这个陈述是为了证明版权正当的理由。它被明确证明的理由是作为推动进步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赋予版权拥有者的权利。因此该体系的本意是限制〔modify〕版权拥有者的行为〔behaviour〕以使公众受益。这种受益由更多的书被写作并出版来构成,并且这是要贡献给文明的进步、**的传播,并作为一个手段以结束……换个说法,作为结束版权存在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因此这也被作为公众与作者间的契约来考虑;即公众放弃其生成任何事物的复制品的天赋权利以交换进步--这些进步是通过鼓励更多的人去写作而间接带来的。
现在,看来需要问一个有些笼统的问题“版权的目的是什么?”
但对决定一个行动需要何时与怎样作改变来说,任何这种行动的目的都是最重要的事项。如果你忘记了目的,你肯定搞错事,因此自那个决定被作出以来,作者尤其出版者新近已经试图错误地陈述它并试图在华丽的外表下清除它。
已经有了一个十年计划试图传播那个曾被美国宪法拒绝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版权作为一种版权拥有者的权利而存在。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他们有关这点所说的几乎每件事的表述中,从头至尾都有“盗版”(pirate)这个词,这个词被用来给出这样的意思--生成非授权复制品的道德败坏等于海盗袭击轮船并在船上绑架或杀人。
因此,如果你观看由出版商制造的这种陈述,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预设的假定,你必需把这些假定拖出来公开并开始质疑。
最近的事件和问题
[兴奋愉快]
总之,在印刷机延续的时代里,版权是无伤害的,容易执行的,可能是一个好观念。但是,在数十年前,印刷机时代开始起变化了,当时象施乐(译注:Xerox,以制造复印机而著名的美国公司)的机器和磁带录音机那样的东西开始被利用了,而在更近的年代里,因为计算机网络已经进入使用,情形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情形--技术性地更象古代世界,那时任谁只要能阅读某种东西就也能生成其复本,那复本基本上跟任何人能生成的最好的复本一样好。
[听众中有喃喃低语]
那种情形现在再次出现,普通读者能够生成他们自己的复本。这不必通过集中的大规模生产,例如象使用印刷机来完成。现在,这一技术中的变化改变了版权法规运行于其中的情形。那种契约(bargain)的观点曾是这样的:公众交出其生成复本的天赋权利,而换得一种利益。唔,一个契约可以是个好的或是个坏的。这依赖于你所放弃的东西的价值。以及你所获得的东西的价值。在印刷机时代,公众交换出去一种不能使用的自由。
这就象发现一种卖大便的方法:你有什么损失?你反正有它在手,如果你因它而获得什么,这不会是笔坏交易。
[难以察觉地微笑]
这就象承诺不到别的星球去,从而得到钱。反正你也不打算去。
[由衷地笑]
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打算去,因此你不妨--如果有人因为你承诺不到别的星球去而要付钱给你,你当然不妨接受这笔交易。但如果我送给你一艘星际飞船的话,那么你可能将不再认为那笔交易是如此之好了。当你在卖掉某个原来一直没有用处的东西时,你发现了它的一个用处,于是你不得不再考虑那些原先一直是有利的交易愿望。
在这样的一种典型情形中,你决定“我不再打算完全卖掉这东西了;我将保持一部分并使用它。”因此,如果你曾一直在放弃一种你过去无法行使而现在可以行使的自由,那你现在很可能希望开始保留行使它的权利,至少部分保留。你可能将交易部分自由,并且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来成交--交易自由的哪些部分及保留哪些部分。这样,你所希望做的事恰恰要求加以思考,但不管怎样,你希望重新考虑原先的交易,而且很可能你现在希望少售出你原来所售出的。
但是出版商想做的事情却刚好相反。就在此时--公众的利益是保留部分自由以使用它之时,出版商们正在通过一些让我们放弃更多的自由的法律。你已经看到,版权原来决不是被设计为一种在版权作品的全部使用上不受限制的垄断权。它适用一些部分使用而不适用另一些,但最近一段时期里,出版商们却一直不停地、不遗余力地、广之又广地延伸它。最新近的结果是这样一些东西,如象在美国的“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 (Digital Millenium Copyright Act),他们还试图把这个法案转变为一个通行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的〔国际性〕条约,而该组织基本上是一个代表版权与专利的拥有者的机构,其工作就是竭力增加他们的权力,而且他们伪称是以全人类的名义而非哪些特别的公司的名义在做这些事。
这就是现在当版权开始限制普通读者可以进行的行为时出现的结果。可是,首先,它不再是一种产业规则。它变成了逼迫公众接受的强制。其次,正因为这一点,你看到了公众正在开始反对它吗?你们知道,当它制止普通群众做他们生命中天性该做的事情时,你会发现普通群众拒绝服从。这表明,版权不再是容易执行的,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政府--这些政府基本上是服务于出版商而非公众--采取越来越苛刻的惩罚的原因。
还有,你不得不发出疑问:版权体系是否仍然是有益的。基本上,我们至今一直都在付出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有贵重价值的了。现在,那个交易或许是笔坏交易了。因此,所有那些让技术很好地适合印刷机技术的东西,现在很坏地“适合”数字信息技术。因此,取代象在一艘船上对穿越大西洋收费的,这象是对穿越街道收费。这是一种很大的厌烦,因为穿越街道的人们一直就在街道上,而让他们付费就是烦恼之源。1
现在,为使其适应公众在其中能自觉到的情形,我们需要在版权法中做出一些什么改变呢?最极端的彻底改变可能会是废除版权法,但这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存在着各种情形--在其中我们都能削弱版权的权力,而不用完全废除它,因为存在着可以通过版权来做的许多事情,也存在着许多条件使你能够办到这些事情。这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版权应该保护这种情形或是不保护?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多久?”的问题。版权的周期或有效期曾一直〔比现在〕短得多,而在过去大约五十年迄今,它则已经被一再地延展,并且事实上它显示出,版权拥有者正在计划今后还要继续延展版权,以便它们永不再期满。
美国宪法宣布“版权只能存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但出版商们已经发现了绕过这一点的方法:每二十年他们就把版权再增加延长二十年,而用这种方法,将没有版权会满期。现在,从现在起的一千年,版权将可能持续达1200年,基本上足以使米老鼠的版权不可能期满。
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人想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延展版权二十年的法律。迪斯尼曾付钱给他们〔译注:指议员们〕,并也付钱给总统,当然是作为竞选基金,以使其合法化。看看吧,如果他们就给他们现金,那将是一种罪行,但间接地捐给竞选就合法,而这就是他们干的事:购买立法者。因此他们通过了“桑尼·博诺版权法案” 〔Sunny Bono copyright act〕。这很有趣:桑尼·博诺曾是一名国会议员和一名信仰疗法教会(Church of Scientology)的成员,该教派用各种版权来压制对其活动的了解。因此他们拥有自己宠爱的国会议员,而这些议员则非常卖力地争取增加版权的各种权力。
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们庆幸桑尼·邦诺已死了,但是我想他们还是以他的名义通过了1998年的“米老鼠版权法案”。顺便说一下,它正在受到挑战,根据这个--有一个法律讼案,有人希望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废弃旧版权的延展。总之,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同的情形和问题,我们在其中都能缩小版权的范围。
那么,是些什么样的情形和问题呢?好的,首先,对复制行为来说,有着各种不同的环境。这一头有在商店里商业销售的复制品,而很远的另一头有为你偶尔为朋友私下生成一个复制品,而在两头的中间有别的事情,如象,有在电视或收音机中的广播,有在因特网网站上邮寄它的,有在一个组织中把它散发给所有人的,而这些事情都可以商业地或非商业地进行。你们知道,可以设想一家公司发放复制品给它的员工,或者可以设想一所学校做这类事,或者私人的、非营利的组织做这类事。对不同的情形,我们一定不要全都相同对待。因此,一个入口是我们可以要求归还那……(译注:演讲中口语的停顿,以便寻找合适的表达)虽然一般而言,对于我们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最私人性的行为最为重要,然而对于为作者提供某种收入,最公众性和商业性的〔行为〕最有利,因此简单而自然的情形是求取某种折衷,在这种折衷中,版权的限制被放置在居中的某处,以便在其最直接与人们的私人生活有关的行为重新变得自由的同时,其行为中有价值的〔substantial〕那一部分仍然被适用,并为作者提供一笔收入。 这是这么一种情况,即我建议的,对于小说、传记、回忆录和小散文等等作品,版权仍适用。最低限度,人们应该始终有权与朋友共享复制品。
现在正是政府们不得不防止这类行为的时候,它们不得不开始侵入每个人的生活并采取苛刻的惩罚。基本上,制止人们在私人生活**享的唯一方法,是靠一种警察体制,但公共商业行为可以更容易得多和更无害得多地被调控。
目前,我认为我们应该划清这些界线的地方依赖于作品的种类。
对于使用者,不同的作品适用于不同的目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版权体系,该体系完全相同地对待几乎所有的东西,但音乐除外:对于音乐,有很多合法的例外。但不存在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实际结果之上大搞简单化的理由。我们可以对不同种类的作品区别对待。我提议一种分类,宽泛地区别为三类:功能性作品,表达个人立场的作品,和基本上是审美性的作品。
功能性作品包括:电脑软件;处方;教科书;字典词典及其他参考书;你用以完成工作的任何作品。对于功能性作品,我认为人们需要非常广泛的自由,包括自由公开发布修改过的版本。因此,我明天要讲的有关电脑软件的东西,也都同样适合于另一类功能性作品。因此,这种自由的判断标准……因为它必需含有公布修订本的自由,这意味着我们差不多必需彻底除掉版权,但自由软件运动正显示出:社会所要求的进步--假设社会有版权是正当合理的--能够以其他方式发生。但我们并不需要为了获得进步而放弃那些重要的自由。现在,出版商们老是不断要求我们预设他们的先决条件--不放弃我们至为关键的自由和最重要的东西,想得到进步根本没门,但我想自由软件运动正是要向他们表明--他们的预设是不正当的。
我不能说我就确信若取消了阻止人们的版权限制,我们就不能在所有这些范围产生进步,但是我们已经显示出我们有一种可能:这不是个荒谬的主意。不应该置之不理。公众不应该假设获得进步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有版权,但是甚至对于这么多种类的作品来说,可以有某几种折衷的版权体系,这些折衷的版权体系与给予人们发布修改版本的自由是可以相容的。
例如,请看看GNU自由文件许可证(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它是用来使一本书自由的。它允许任何人生成并销售修订本的复制品,但它要求用一些可靠的方式给原作者与出版者以名誉,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使他们得到商业上的好处,因而我认为推出商业性的自由教科书是可能的--如果人们对这类作品刚好在开始试行商业方式的话。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中,自由软件基金会已经销售了大量的各种自由的书籍(free book)的复本,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很成功。虽然在这一点上,商业出版者都刚好在开始试行这种独特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即使对于功能性的作品,发布修订版本的自由也是基本的要求,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的版权体系,它许可任何人的这一自由。
对于其他种类的作品,因为这些种类的作品的应用不同,所以对道德问题的要求也不同。第二类作品是表达个人的立场、见解或经验的作品。例如,很多短篇文章与散文,与人做生意时的报价,某人的法律立场陈述,回忆录,任何这样表达的东西--其要点是打算表达你之所想、或你之所欲、或你之所好。书评和餐馆评论也在这一类别中:也是表达一种个人的观点或立场。显然,对于这些类别的作品,生成修改本不是做一件有益的事。因此,我看不出人们有什么理由必须拥有发布这些书籍的修改本的自由。照本复制是人们需要拥有自由去做的唯一的事,并且由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认定这一观点,即分发复制品的自由应该只在某些情形中才适合,例如,把它被限定为非商业分发,那我认为就可以。普通公民的生活将不再被限制,但出版者仍将受制于针对这类作品的版权也得到相应版权的保护。
[喝水]
此前,我曾一直认为,这或许会好得足以允许人们有时候私下再分发复制品。我曾一直认为,如果所有公开再分发仍被针对这类作品的版权限制的话,这或许会是可行的,但“奈普斯特”(Napster)〔译注:曾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性的音乐网站〕的经验已令我深信:情况并非如此。其理由是,它显示出〔情况表明〕许许多多的人想公开再分发--公开地但非商业性地再分发--而这非常有好处。如果这是如此有好处,那么从这一方面来阻止人们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但我认为,限制这类作品的商业性再分发仍会是可接受的,因为那只会是一个产业规则,而它却不会妨碍人们打算用这些作品进行的有用行为。
噢,还有,科技论文。或许,学术论文一般也归入这一种类,因为发布这类作品的修改本不是一件适宜做的好事:那是伪造记录,因此它们只应被照本发布(be distributed verbatim),因为我们打算要鼓励传播科技论文,因此科技论文应该是可由任何人自由地再分发的,而且我希望你们绝不要同意以这样一种方式发表科技论文,这种方法限制在网上照本再分发科技论文(译注:原文在表达上可能有跳跃,糅合地说了对科技论文的自由传播与照本复制两件事,按文意,意思大概应为:鼓励自由传播科技论文,但应以照本复制的方式来进行)。去告诉有关期刊你们不再那样做了。
因为科学期刊已经变为科研成果发布的一个障碍了。它们曾一直是个必要的机制。但现在它们除了是个障碍外什么都不是,而且那些限制存取(译注:存取,access,读出原资料与存入新修改)与限制再分发的期刊,必需被废除(译注:斯多尔曼的很多表达用语都带本领域与社会两重意思。这里的废除要求也是这样,而且可以从中阐发出深得多的内涵。即便仅指期刊,也已经超出软件领域)。它们是知识传播的敌人;它们是科学的敌人,这套东西必需终止。
现在谈谈第三类作品,即审美性作品,其主要用途是用来欣赏:如小说,剧本,诗歌,很多情形中的图画,典型地还有大多数音乐。这第三类的典型特点就是为被欣赏而创作出来。就是说,它们不是功能性的,人们没有改变和改进它们的需要,人们有修改需要的是在功能作品方面。因此这是个难题:人们拥有发布审美作品的修改本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吗。一方面,你看到作者带着很强的自负及其形影相随的说法:
[英国英语的口音,戏剧化的姿态]
“噢,这是我的创造物。”
[回到(美国)波士顿(口音)]
“谁胆敢把它改动一行?”
另一方面,你看到人们常常作加工处理,这表明不断有人前后相继地、或者甚至可能是多人同时地修改作品,于是一些可相互比较的版本可以产生出极其丰富的东西,不仅优美的歌曲和短诗,甚至恢宏的史诗也一直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而回溯到作为创造者〔creator〕的艺术家的特殊神秘能力〔mystique〕之前,曾有过一段时间,半人半神的形象曾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时甚至连伟大的作家都改写别人已经写成的故事。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也含有取自其他通常写成于几十年前的剧本中的故事。假如今天的那些版权法规在那时就已经生效,那么它们会认定莎士比亚是个为了写出他的一些伟大作品的“盗版者”(译注:“盗版者”原文为a quote pirate unquote;quote,引号,unquote,引号完。斯多尔曼在演讲中故意把引号的发音读出来,是为了表达一种对盗版这个词的讥讽气氛。下面也有多处这种把引号读出来的情况),而你当然会听到其他作者也这样说:
[英国英语口音]
“他怎么敢改动了我的创造物的一行!他不可能让它变得更好。”
[听众轻声发笑]
你会听到人们正好用这样一些说法嘲笑这种观念。唔,我不能肯定关于发布这些审美作品的修改版本我们该做什么。一种可能是设想做某种像在音乐中做过的事,那就是谁都被允许重排和播放一段音乐,但他们这样做可能必需付钱,但是他们不必请求许可来实行它。或许商业性地发布这些作品,不管是修改过的或未修改过的,如果他们〔译注:指卖方〕要赚钱,那他们〔译注:指买方〕可能将不得不付些钱,这是一种可能。关于发布这些审美作品的修改版本我们要做些什么是个难题,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令我完全满意的答案。^2
由以上的文本可知,GNU协议诞生在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它使得软件这一特殊生产资料能够在不触犯版权的基础上进行公有制改造,使得原本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产权逆集中化。 P认为,这反映了信息化时代的生产趋势。随着三维打印机的普及,这样的趋势会进入制造业。
这样的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同,生产资料不再集中,而是被逆转了,但社会分工的本质没有变,而且进一步加强。他认为这是小生产的否定之否定,“社会化微生产”将是未来的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中的主要生产方式。
由此我们可见,未来的生产方式应该是社会化与个体化的统一,人类不再是生产机器的螺丝钉,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来生产。
《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中 版权与社域的对阵》(Copyright versus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computer networks) ↩
title: 关于民族主义
date: 2016-07-31 12:32:34
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即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来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地位。
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利用本民族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居住区域等方面具有共同性的特点,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要求本民族的一切阶级和阶层,去反对别的民族,以维护和扩大它的**地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修正主义者往往利用民族主义,使无产阶级漠视阶级矛盾,从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斯大林说:“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注:《列宁主义问题》563页]
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民族的人们都是划分为阶级的,而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是占大多数的。民族压迫者是各国的反动**阶级,而不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也受本民族**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577—578页]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联合起来,推翻本国的反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0页]
无产阶级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应作阶级的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列宁说:“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注:《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631页]压迫民族、大民族的民族主义适应资产阶级扩张政策的需要,完全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和殖**义总是在“民族利益”的掩饰下,**、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它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内推行歧视和压迫各小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它主张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反抗帝国主义和大民族的**和压迫,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的反抗仅以符合本民族**阶级的利益为限,对其他民族的一切阶级都表现为仇视或不信任。同时由于这些民族主义者不敢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因而不可能彻底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牺牲本民族的利益。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做它的俘虏。无产阶级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主张解放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选集》一卷本486页]
[1]
[1] 《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部分)[1975年]》
title: 购买生活资料使用权?
date: 2016-08-20 17:37:58
所谓智能租赁,就是通过“智能充值卡”与安装在产品上的“智能读卡器”,控制产品的使用权限,借助这一方式,消费者无需购买产品所有权,就能获得同样的服务。例如一台电视机每天租金设定为1元钱,那么购买一张10元的充值卡,刷卡后就可以连续使用10天,充值额度到期之后电视机会自动锁死,等待续充。
企业、单位: 购张充水卡就可免费装机
给企业领导算一笔简单的账,就能立刻明白这一新模式的优势:
一个50人左右的单位,如果用桶装水,一年买水大概要花一万元左右,如果购买商用净水机,成本则超过万元,甚至达几万元,同时,每年还需要花费一两千元更换滤芯……而如果选择净水服务,免费装机、免费维护、免费换滤芯,平均一天不到9块钱,而且不用考虑设备折旧,没有管理麻烦,万一用坏了,直接免费换新机,省钱又省心。
“净水租赁服务的消费粘性极强,几乎100%的企业,都会续费再充值。”雅旌净水商务发展中心王总表示。
运营商: 市县独家代理,收益稳定递增[1]
[1] 来自扬子晚报
这不就是变相地出租使用权吗?虽然这种行为目前只出现在企业、单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的日益萎缩,这种“新生意”肯定会普及的。
它会向家电这样的私人社会资料领域发展。这本质上是一种数字霸权。
事实上,这种霸权已经渗透在信息技术领域了。
您的电脑应该听取谁的命令? 大部份的人认为他们的电脑应该服从他们而不是某个其他人。 经由一项他们称之为“可信赖的计算”(trusted computing)的打算, 大型的媒体公司(包括电影和录制公司) 以及像是 Microsoft 和 Intel 的电脑公司, 正打算要使您的电脑服从他们而不是您。 (这项方案的 Microsoft 版本称之为“安全装备”: Palladium 。) 私权的程序在以前就已经有包括了一些恶意的功能特色(features), 但是这项打算将会使其普遍化。
私权软件在本质上即表示: 您无法控制它要做些什么; 您不能研究源码或是更动它。 聪明的商人找出一些方法利用他们的控制, 来使您处於劣势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Microsoft 已经做过许多次了: 有一个版本的 Windows 被设计来将在您的硬碟上的所有软件回报给 Microsoft ; 一个最近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上的“安全” 升级要求使用者同意新的限制(restrictions)。 但 Microsoft 并不孤单: KaZaa 这个音乐分享(music-sharing)软件被设计成, 使 KaZaa 的商业伙伴可以将您的电脑的使用出租给他们的客户。 这些恶意的功能特色通常是隐密的, 但是就算您发现到, 也很难将它们移除, 因为您并没有源码。[2]
[2] 《能够信赖你的电脑吗?》 理查德·斯多尔曼 著
这种数字霸权移植到数字化媒体上就是所谓的 DRM 。
当然, 好莱坞(Hollywood)以及录制公司打算要将「背判了的计算」用到“DRM” (数位限制管理: Digital Restrictions Management)上, 这样一来下载的录像品(videos)和音乐就只能够在一台指定的电脑上播放。 分享将是完全的不可能, 至少使用您可能从那些公司下载的认证档案是如此。 您,也就是公众, 应当同时拥有自由和能力来分享这些事物。 (我期望将有某个人能找出一个制作出没有加密版本的方法, 并且上载分享它们, 这样子 DRM 将不会完全地成功, 但那不能作为这个体系〔合理化〕的藉口。)[3]
[3] 同上
而这种所谓的“智能租贸”,就是“ DRM ”在量产化生活资料的“反扑”。这种“ DRM ”的出现恰恰是对资产阶级的口号之一——“自由”的打脸。如果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带上“ DRM ”的话,那么,我们无产阶级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雇佣制奴隶”。
如果我们使它任其蔓延下去,它带来的绝不是什么“技术创新”、“生产力发展”,而是给无产阶级的地狱,大资本家的天堂。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软件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 )和电子前哨基金会(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 EFF )就在积极地反对“ DRM ”。“社会化微生产”就是拯救世界的办法。
title: 网络天朝异闻录
date: 2016-08-16 19:07:25
欧洲北美澳洲日本基本上的家庭都是住独栋房子,也就是美国人说的 house,但**人几乎都是住在高层楼房里面,因为**土地不能买卖,但好羡慕他们外国人可以住那种独栋房子啊,**只有农村才有了,那么世界上还有和**一样的吗,俄罗斯如何?
内地明明福员辽阔,却片片把城市建得无比拥挤,拼命建高楼,连小县城都建了一大堆密集的高层住宅楼。
槽点:
在外国想念你国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融入高贵民族而已。
看到没有?这就是奴性!
网络上有一个神奇的贴吧——一九八四吧。奥威尔本身不右,但这个贴吧总体来说挺右的。
一九八四的吧友的主流意识形态为逆向民族主义,并且还有一定法西斯倾向,他们与所谓的“精赵”[注:即红皮法西斯]对立。〔逆向法西斯大战红皮法西斯?〕
我对他们反对中特的行为很欣赏,不过他们的法西斯性质实在恶心。整天把“支那”挂在嘴边,他们的梦想应该就是脱离这个“劣等民族”了吧?他们的立场也是奇怪,把“五四运动”称为法西斯运动,但又对帝国主义殖民行为表示赞同。
感觉他们挺无脑的,在哲学上,遇到辩证法就开喷,貌似他们还搞不清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他们就是轮子,擅长绕圈。
他们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群众。整天就扯一些废话,偶尔会出现一些极端言论。
暴民即最恐怖的武力,他们只是缺少领袖。
土改,还有工厂收归国有……只要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就行了……即使地主的地是几代人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在今天这个国人无法无天、见利忘义、丧生诚信、道德普遍沦丧的社会,还存在着这样的社会良心家,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都怪你们这群共产主义流氓!不就是剥削吗?为了国家未来的发展,你们这些屁民受点剥削算什么?!
我没考上大学,是因为少数民族加分了……
我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儿女!
西方马教误我中华!
正统的汉族人就应读四书五经,信儒道经典。
共@¥#~
一点营养都没有。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变相的、隐蔽的阶级主义。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还是争取一个虚妄的,为少数**精英夺取利益的空壳概念?这是左右的差别。
真正努力的人,在什么国家都会混得不错的。
穷人思维是人类第一大绝症。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所谓“自然的进阶”究竟是什么呢?无论从大自然还是从人类社会现实来看,阶级社会里最“自然”的进阶手段就是暴力,无论猴王还是朱全忠都遵循此道。小资产阶级何不遵循此道,让此道中“最优秀”的人脱颖而出呢?无非因为小资全部的“优秀”不过是在现存的“序”之下被定义的罢了,可序又怎会永恒不变?
这些上层小资产阶级不自觉地明白,自己的“优秀”完全是**阶级人为“秩序”所定义出来的,也只有在这个“秩序”下才有意义。因此,他们连什么“机会公平”的鬼把戏都不要了,赤裸裸地依附大资产阶级做了秩序党,只不过要求这种秩序具备某种灵活性以便他们上升而已。
这本身也证明了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内部的空前分化。
然而正如唯物辩证法说的,唯一不变的东西只有运动,存在的一切东西都要消亡,阶级社会的“序”必然像奴隶制秩序和封建制秩序那样瓦解。事实上,上层小资所依靠的“序”自己就不断地在暴力的伴随下“失”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被抛入社会底层——他们的技能、特长、“优秀”如今都一文不值了。[1]
title: 资料摘录——消灭三大差别
date: 2016-08-24 11:17:30
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城乡差别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矛盾之一。今天**的城市,正如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样,其特点是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城市中,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占优势的形式是国家所有的工业。**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则较为低级,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每个公社占有一部分土地,它们把产品出售给国家——一种商品交换的形式。
**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机械化虽然正以较大的规模在发展,但仍然很少。过渡到完全的国家所有制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斗争,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在农村建立工业并提高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道路是有计划地跟城市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跟工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提高阶级觉焐结合起来。如前面所说,向共产主义的全面过渡,只有在克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基础上,当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已变成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上的阶级差别的基础已经消灭之时才能实现。
文化革命对**农村的进一步革命化,加强工农联盟并向着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把大量的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去,是这个方面的一个重要政策。这项措施至少具有三个重要作用。
第一,使这些青年人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相结合,并使他们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而工业则向农业供应机械化的手段(所有这些都受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制约)。
第二,知识青年涌到农村,有助于为农村提供具有基本技术训练的人力,从而有助于农业机械化并在农村建立工业。
第三,这项政策有助于扭转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自发地”存在下去,除非有意识地用社会主义计划和原则同它进行斗争。事实上,在文化革命前,这种状态在**的确存在;但现在,**的城市人口已经稳定下来,在某些情况下,人口还有所减少,而农村和边疆地区的人口则按照计划的规定在增长着。
鼓励人民公社发展小型工业,是共产党自大跃进时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在文化革命的影响下,依靠地方的积极性和运用地方资源建设工业的进展迈开了更大的步子。大量的工厂在农村中建立起来,主要是支援农业的化肥、水泵厂,以及为农民的需要服务的小型纺织厂等。
**医疗方面的巨大变化,一直使来访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它对**农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最终克服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作出了贡献。除正规医生以外,培训了大量的、**人称呼的“赤脚医生”去处理农民健康方面的大部分需要,医治一般的疾病,治疗骨伤,普及避孕知识,等等。医院和诊所更是转向适应农民的需要。同时,大学里培养的医生则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用这种方法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分工”受到“两面夹攻”——农民被训练为医生;而医生则到田间去劳动,向农民学习。 [1]
[1]:《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美〕革命联盟 上海外国语学院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
商品的全部特性卖者是全面了解的,但买者在购买前只能片面了解。
消费者对商品特性的了解和信息的传播都需要时间。
等到买者整体达到了全面了解的阶段,资本家就生产新的买者不了解的东西。
现实中的商品都不会完全不满足市场需求,但总有维持信息不对称的一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卖者和买者的信息不对称会自然得到维持。而且资本家也在通过版权、专利等上层建筑制度性地维持这种信息不对称。
再想想信息技术时代商品中普遍存在的“负特性(anti-feature)”。
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我认为自由软件运动就是一场旨在消灭卖者和买者的信息不对称,从这个方面打击资本主义,接近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
title: 当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date: 2016-07-20 17:17:46
在三十年前,在一场具有浓重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当中,工人阶级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一盘散沙。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
当今马克思主义在**可以说是被抛弃了,因素有很多,其中不乏政治力量的博弈和阶级斗争,这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革命的话语权已经消逝,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西方各路意识形态的冲击下,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不是视为洪水猛兽就一无所知。
那么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些误解吧!
“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
——《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 1918年
很明显,这是色鬼赫瓦托夫(此人后来被革命者打死)伪造的的骗局,目的就算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后来成为西方媒体抹黑共产主义的“武器”。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48-307页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阶级,争得**。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48-307页
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没有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
title: 无神论是怎么被妖魔化的?
date: 2016-08-14 18:42:13
宗教在没有安全感的农村很流行,而现在,宗教有向接受过的高等教育人群传播的趋势。
一般宗教教徒的文史哲水平很低,他们用来攻击我们无神论者的“武器”除了教义、诽谤和“伪科学”也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吧?
教会在现代已扬弃那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联合的极权主义及无神主义。[1]
[1] 中文简体本《天主教教理》由河北天主教信德室出版。该条以“开天窗”方式将上述文字隐去。但各天主教网站上提供下载的电子版《教理》中部有此段文字。但列为2422条。
巨大的红龙便是无神的共产主义。它到处传播否认天主以及顽固抗拒天主的谬说。巨大的红龙便是马克思的无神论。它有十只角,表示它以传播媒介的力量,引诱人类违抗天主的十诫;它有七个头,每个头上也戴着王冠,象征权威与王权。戴着皇冠的七个头,表示无神共产主义当权的国家,他们以**、政治与军事的力量,**这些地方。那红龙的硕大朋,足以表现无神共产主义铁蹄霸占的领土广大无垠。它是赤红色的,因为它藉战争与鲜血作为征服的工具。巨大的红龙负 有魔鬼的任务。 [2]
[2] 《慈母心声-巨大的红龙》(404)。
以大量的“神迹”和“神示”的记录与阐发,让“神”亲自否定无神论。真™高明。
在指责社会达尔文主义时候顺便“指责”无神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本人并无关系,而它也只是无神论流派中的一种,把它与无神论总体混为一谈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的传统文化,又引进了马列主义,使得**的人文环境污染加重。引入马列主义,导致无神论的广泛传播,使**人无法无天、见利忘义、丧生诚信、道德普遍沦丧。
你看看别人美国,在钞票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说明美国人有信仰,有道德。就是因为这样,美利坚民族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列。
好一个社会良心家啊。槽点:
title: 自由小将的常见谬论以及反驳
date: 2016-07-19 14:27:41
网上这么的一群人,他们自谕独立思考者,信仰“普世价值”。平时呢,喜欢搬运一些西方政治理论的碎片,喜欢“你国你国”地大喊大叫。他们虽然可以看见官僚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却又看不见所谓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就是私人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伤害。
他们的大名叫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俗称市场神教教徒,也被叫做自由小将。今天,他们某些人的谬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区别就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区别,本质上,两者并无区别。
反驳:无论工人为国企还是私企劳动,都是为了资本家而劳动,干劲应该都很低。
反驳:说这话的人,一般都是挣着临时工的钱,操着天朝新自由主义太上皇的心。竞争的结果无论如何,受害者都是工人。失业工人所形成的产业后备军,加上被竞争的工人工作时间延长,工资降低,只会导致购买力低下,从而加重生产过剩,从而诱发经济危机。
反驳:没有什么东西规定人类要往自私或者理性发展。人性这个概念在现代唯物主义中根本不存在[1],人自不自私,要从社会方面进行发掘。
[1] 这不学无术的拍脑瓜子专家,人性是存在的,人是具体的社会存在物,所以人性是历史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统一的、具体的。
在这里,自由小将主要通过伪造历史,或者碎片化看待历史来进行意淫。
反驳: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通过GDP这种资产阶级糟粕来衡量。世界上有200+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大部分是贫穷落后的。就算是论GDP,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是不搞社会主义的马拉维,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后期已经变修了,什么“**”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并且已经实行了总统制、多党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浪潮中解体的。
title: 关于官僚主义
date: 2016-07-20 13:16:56
我们可以知道,官僚与脑体分工、国家、阶级并存。他们借助手中的权利,凌驾于社会之上。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官僚依附于某个阶级。因此,只有消灭国家——实质上是消灭阶级,才能消灭官僚。
在刚刚出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并不能直接管理国家,只能委托官僚充当“代理人”的角色。我们也知道,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保留着“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官僚内部之间的监督很难保障他们自己不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需要外部人民的监督加以遏制。
官僚是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官僚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它本身只是某个阶级中的阶层。无法根除官僚不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一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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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中版权与社域的对阵(Copyright versus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computer networks )
date: 2016-08-06 16:04:55
原文记录者:道格拉斯 卡纳尔,2000年7月10日
翻译:李极光
校审:贾星客
〔标题译注:社域,community;原意为有特定关联及范围的“社团、社会”的意思。但在信息时代,尤其在自由软件运动中,也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与群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方式、理念,并且通过计算机网络关联在一起。为反映其新特色与技术特点,我们译为“社域”〕
在约定的讲话开始时间几分钟后,斯多尔曼先生抵达了,并开始向安静而有礼貌的听众作讲演。在明显的波士顿口音中,他以极高的精确度和几乎毫无半点犹豫迟疑的流畅进行演说。
斯多尔曼:这东西是为那些穿戴窒息器(strangler)的人而制造的 [原注:指用于讲演厅堂扩音装置的领夹式麦克风](方括号里的内容均为原注或原说明,下同)。
斯多尔曼:我不穿戴窒息器,看来没地方好安放它。
[把麦克风夹到他的T型衫上]
我(记录者):你的录音设备弄好了吗?
斯多尔曼:好了![烦燥地]必需问我话的人有多少?
好吧,我希望今天只是讲话。
[长的停顿]
关于版权对阵社会。这东西太吵了 [指领夹式麦克风]。
我该怎么办?
让我们瞧瞧……没有音量控制……
[发现无线麦克风盒上的音量控制]
这看来好些了。
好啦。计算网络时代版权与社会的对立。道德原则不能改变。对于全部情形,它们都是相同的,但对适用它们的问题或情形,你必需考虑比较作出选择的具体情况,你必需看清它们的后果(consequences)是什么,技术中的改变决不会改革道德原则,但技术中的改变会改变相同选择的后果,因此,这会对问题造成不同的结果,而这已经在版权法的范围发生了。我们有这种情形,在那里技术中的改变,已经影响到道德要素,这些道德要素的压力,让有关对版权法和社会的公正政策的选择决定,变得沉重而烦恼。
过去的法律可能一直是一种好的观念,但现在是有害的了,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环境中(译注:context,本义指上下文关系,在计算机术语中引申为“专家系统的工作存储器的状态,语境包括例化的属性/值、环境设置情况、系统设定(或默认)值以及工作方式等等。”。这种引申义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编程人士更易深刻、生动、形象地清楚理解。本文译为“环境”--后同)。但要解释这一点,我应该返回去,从古代社会开始,古代社会的书籍靠手写来完成。那是生成它们的唯一方式,而且能读够阅读的人也能够书写书籍的的复本〔译注:copy,指复制品,后同〕。要注意,一名花费整天时间抄写复本的奴隶,比起那些通常不做这事的人来,可能做得还好一些,但这不造成巨大的差别。本质上,任何可以阅读的人,都可以复制书籍,大概也能以任何样式被复制。
在古代世界中,在原著与复制之间,没有今天那种日益发展的强烈差别。曾经有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译注:这里使用了一个高级编程涉及的数学术语,continuum,连续的统一体,连续统、闭联集〕。在一方面,你可能看到有某个人,例如,已写了一个剧本。然后你可能看到,在很远的另一边,正好有人已生成了书籍的复本,但在两头的中间,你可能又看到某人,他,复制了一本书的一部分,但加写了一些他自己的话,或者加写了评注,而这曾经是非常普遍的,并且是绝对受尊重的。从前的人会从一本书中复制某些片断,然后从另一本书中又复制一些片断,并用他们自己的话写一些东西,然后从另一本书中复制,从很多不同的作品中长短不等地引用各章节,然后写出一些其他的成果来更多地谈论它们〔指被复制品〕,或叙述它们。并且,有很多古代作品--现在轶失了--它们中的一些部分,在其他书籍的引用中被拯救下来,那些引用的书变得比提供引文的原著还更广为人知。
在写作原创著作与抄写复本之间,曾有一个范围(spectrum)。曾经有很多被部分复制却混合了原创内容的书籍。我不相信在古代世界曾有过任何版权观念,而且即使有它也将始终非常难于强制谁遵守,因为书籍可以被任何可以阅读的人、在任何地方所复制,只要他能够获得一点书写材料,而且他还可以在其中扩写改作。这曾经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情形。
后来,印刷术被发展起来,而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形。它提供了一种效能高得多的方式来生成书籍的复本,保证提供的复本都完全一样。而且它要求专门的、相当昂贵的、普通读者不会拥有的设备。这样,它有效地形成了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中,复本的生成实际上只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businesses),从事这种事业的人数不再会有那么多。那时一个国家中可能已有数百台印刷机,有成千上万的,或许甚至上百万的实际上能阅读的人。因此,可以生成复本的地方大量减少〔译注:指原来的手抄复制〕。
现在,版权观念随同印刷机发展起来。我想可能有……我想我记得读到过,在16世纪,威尼斯,那是个主要的印刷中心,那里也有某种版权,但我现在无法找到……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引证资料。但是,版权体系自然地适合于印刷机,因为对于要进行复制的普通读者,印刷机是很稀罕的。但老式复制仍时有发生。很穷与很富的人都进行手抄复制。很富的人这样做〔请人手抄〕是要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拥有美丽灿烂的财富以显示他们能够支付得起这东西。而穷人仍不时自己用手复制书籍,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印刷的复本。就象歌中传唱的那样“若你得到的全是时间,时间就不是钱”〔译注:意为“要想不花钱,就得花时间”〕。因此,有些穷人用墨水笔(译注:原文为“pen”,这不一定指现代的钢笔)复制书籍。但对于书籍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出版发行者在印刷机上生成的,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版权则非常好地适合于这一技术体系。首先,这对读者没有伤害,因为除了大概能把这种事合法化的非常富裕的人,或者完全是作为个人行为进行复制的非常贫穷的人--而且没人打算带着律师追踪他们--以外,反正〔其他〕读者不打算制造复本。此外,这种体系很容易执行,因为只有很少它必需被执行的地方:只是有印刷机的场所,因此它不需要、也不牵涉对公众的争斗。你决不会发现几乎人人都试图复制书籍和因此而受到刑事拘留的威吓。
而事实上,除了不直接限制读者外〔译注:原文中reader's用法不明,或有遗漏的文字如“限制读者的什么”,此处按readers译〕,对于读者,它并不引起很大问题,印刷系统可能对书籍价格作了少量增加,但它不会使原价格加倍,因此,价格的少量额外增加对读者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负担。这一被版权限制的行为是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不能做的行为,因而,它不引起问题。而且因此也无需苛刻的惩罚来压服读者忍受并遵守(版权法)。
因此版权是作为产业规则(industrial regulation)而起作用的。
过去它限制出版人和作者,但它不限制一般公众。这有点象是对穿越大西洋的远航收取一笔费用。你很清楚,当人们打算乘船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时,收取一定费用是很容易的。
嗯,随着时间发展,印刷变得更有效率了。到后来,甚至贫穷的人也不必烦恼地用手抄书了,这种概念也差不多被忘掉了。我想是在19世纪,印刷基本上变得便宜,基本上足以使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印制的书籍,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穷人复制书靠手抄的概念从记忆中消失了。大约十年前,在我开始给人们讲述这一专题时,我听说了这方面的事情。
因此,最初在英国,版权被设计为一种审查措施(a measure of censorship)。想出版书籍的人被要求从政府获得批准,但在美国宪法中,这一**开始改变并且它被明确地表达为一个不同的**。当美国宪法被写成时,曾有一个提议,认为作者在复制他们的书籍上应该有一种垄断权(monopoly)。这一观点被拒绝了。替代地,一个不同的版权原则(philosophy of copyrght)观点被放进了宪法。这个观点即版权体系可以是……嗯,这个观点即人们有复制事物的天赋权利,但作为复制行为上的人为限制的版权,出于推动进步的理由,可以批准认可。
这样,版权体系或多或少在任一情形下应该已经是相同的,但这是一个有关目的的陈述,表达这个陈述是为了证明版权正当的理由。它被明确证明的理由是作为推动进步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赋予版权拥有者的权利。因此该体系的本意是限制〔modify〕版权拥有者的行为〔behaviour〕以使公众受益。这种受益由更多的书被写作并出版来构成,并且这是要贡献给文明的进步、**的传播,并作为一个手段以结束……换个说法,作为结束版权存在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因此这也被作为公众与作者间的契约来考虑;即公众放弃其生成任何事物的复制品的天赋权利以交换进步--这些进步是通过鼓励更多的人去写作而间接带来的。
现在,看来需要问一个有些笼统的问题“版权的目的是什么?”
但对决定一个行动需要何时与怎样作改变来说,任何这种行动的目的都是最重要的事项。如果你忘记了目的,你肯定搞错事,因此自那个决定被作出以来,作者尤其出版者新近已经试图错误地陈述它并试图在华丽的外表下清除它。
已经有了一个十年计划试图传播那个曾被美国宪法拒绝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版权作为一种版权拥有者的权利而存在。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他们有关这点所说的几乎每件事的表述中,从头至尾都有“盗版”(pirate)这个词,这个词被用来给出这样的意思--生成非授权复制品的道德败坏等于海盗袭击轮船并在船上绑架或杀人。
因此,如果你观看由出版商制造的这种陈述,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预设的假定,你必需把这些假定拖出来公开并开始质疑。最近的事件和问题。
[兴奋愉快]
总之,在印刷机延续的时代里,版权是无伤害的,容易执行的,可能是一个好观念。但是,在数十年前,印刷机时代开始起变化了,当时象施乐(译注:Xerox,以制造复印机而著名的美国公司)的机器和磁带录音机那样的东西开始被利用了,而在更近的年代里,因为计算机网络已经进入使用,情形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情形--技术性地更象古代世界,那时任谁只要能阅读某种东西就也能生成其复本,那复本基本上跟任何人能生成的最好的复本一样好。
[听众中有喃喃低语]
那种情形现在再次出现,普通读者能够生成他们自己的复本。这不必通过集中的大规模生产,例如象使用印刷机来完成。现在,这一技术中的变化改变了版权法规运行于其中的情形。那种契约(bargain)的观点曾是这样的:公众交出其生成复本的天赋权利,而换得一种利益。唔,一个契约可以是个好的或是个坏的。这依赖于你所放弃的东西的价值。以及你所获得的东西的价值。在印刷机时代,公众交换出去一种不能使用的自由。
这就象发现一种卖大便的方法:你有什么损失?你反正有它在手,如果你因它而获得什么,这不会是笔坏交易。
[难以察觉地微笑]
这就象承诺不到别的星球去,从而得到钱。反正你也不打算去。
[由衷地笑]
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打算去,因此你不妨--如果有人因为你承诺不到别的星球去而要付钱给你,你当然不妨接受这笔交易。但如果我送给你一艘星际飞船的话,那么你可能将不再认为那笔交易是如此之好了。当你在卖掉某个原来一直没有用处的东西时,你发现了它的一个用处,于是你不得不再考虑那些原先一直是有利的交易愿望。
在这样的一种典型情形中,你决定“我不再打算完全卖掉这东西了;我将保持一部分并使用它。”因此,如果你曾一直在放弃一种你过去无法行使而现在可以行使的自由,那你现在很可能希望开始保留行使它的权利,至少部分保留。你可能将交易部分自由,并且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来成交--交易自由的哪些部分及保留哪些部分。这样,你所希望做的事恰恰要求加以思考,但不管怎样,你希望重新考虑原先的交易,而且很可能你现在希望少售出你原来所售出的。
但是出版商想做的事情却刚好相反。就在此时--公众的利益是保留部分自由以使用它之时,出版商们正在通过一些让我们放弃更多的自由的法律。你已经看到,版权原来决不是被设计为一种在版权作品的全部使用上不受限制的垄断权。它适用一些部分使用而不适用另一些,但最近一段时期里,出版商们却一直不停地、不遗余力地、广之又广地延伸它。最新近的结果是这样一些东西,如象在美国的“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 (Digital Millenium Copyright Act),他们还试图把这个法案转变为一个通行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的〔国际性〕条约,而该组织基本上是一个代表版权与专利的拥有者的机构,其工作就是竭力增加他们的权力,而且他们伪称是以全人类的名义而非哪些特别的公司的名义在做这些事。
这就是现在当版权开始限制普通读者可以进行的行为时出现的结果。可是,首先,它不再是一种产业规则。它变成了逼迫公众接受的强制。其次,正因为这一点,你看到了公众正在开始反对它吗?你们知道,当它制止普通群众做他们生命中天性该做的事情时,你会发现普通群众拒绝服从。这表明,版权不再是容易执行的,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政府--这些政府基本上是服务于出版商而非公众--采取越来越苛刻的惩罚的原因。
还有,你不得不发出疑问:版权体系是否仍然是有益的。基本上,我们至今一直都在付出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有贵重价值的了。现在,那个交易或许是笔坏交易了。因此,所有那些让技术很好地适合印刷机技术的东西,现在很坏地“适合”数字信息技术。因此,取代象在一艘船上对穿越大西洋收费的,这象是对穿越街道收费。这是一种很大的厌烦,因为穿越街道的人们一直就在街道上,而让他们付费就是烦恼之源。
新型版权
现在,为使其适应公众在其中能自觉到的情形,我们需要在版权法中做出一些什么改变呢?最极端的彻底改变可能会是废除版权法,但这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存在着各种情形--在其中我们都能削弱版权的权力,而不用完全废除它,因为存在着可以通过版权来做的许多事情,也存在着许多条件使你能够办到这些事情。这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版权应该保护这种情形或是不保护?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多久?”的问题。版权的周期或有效期曾一直〔比现在〕短得多,而在过去大约五十年迄今,它则已经被一再地延展,并且事实上它显示出,版权拥有者正在计划今后还要继续延展版权,以便它们永不再期满。
美国宪法宣布“版权只能存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但出版商们已经发现了绕过这一点的方法:每二十年他们就把版权再增加延长二十年,而用这种方法,将没有版权会满期。现在,从现在起的一千年,版权将可能持续达1200年,基本上足以使米老鼠的版权不可能期满。
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人想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延展版权二十年的法律。迪斯尼曾付钱给他们〔译注:指议员们〕,并也付钱给总统,当然是作为竞选基金,以使其合法化。看看吧,如果他们就给他们现金,那将是一种罪行,但间接地捐给竞选就合法,而这就是他们干的事:购买立法者。因此他们通过了“桑尼·博诺版权法案” 〔Sunny Bono copyright act〕。这很有趣:桑尼·博诺曾是一名国会议员和一名信仰疗法教会(Church of Scientology)的成员,该教派用各种版权来压制对其活动的了解。因此他们拥有自己宠爱的国会议员,而这些议员则非常卖力地争取增加版权的各种权力。
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们庆幸桑尼·邦诺已死了,但是我想他们还是以他的名义通过了1998年的“米老鼠版权法案”。顺便说一下,它正在受到挑战,根据这个--有一个法律讼案,有人希望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废弃旧版权的延展。总之,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同的情形和问题,我们在其中都能缩小版权的范围。
那么,是些什么样的情形和问题呢?好的,首先,对复制行为来说,有着各种不同的环境。这一头有在商店里商业销售的复制品,而很远的另一头有为你偶尔为朋友私下生成一个复制品,而在两头的中间有别的事情,如象,有在电视或收音机中的广播,有在因特网网站上邮寄它的,有在一个组织中把它散发给所有人的,而这些事情都可以商业地或非商业地进行。你们知道,可以设想一家公司发放复制品给它的员工,或者可以设想一所学校做这类事,或者私人的、非营利的组织做这类事。对不同的情形,我们一定不要全都相同对待。因此,一个入口是我们可以要求归还那……(译注:演讲中口语的停顿,以便寻找合适的表达)虽然一般而言,对于我们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最私人性的行为最为重要,然而对于为作者提供某种收入,最公众性和商业性的〔行为〕最有利,因此简单而自然的情形是求取某种折衷,在这种折衷中,版权的限制被放置在居中的某处,以便在其最直接与人们的私人生活有关的行为重新变得自由的同时,其行为中有价值的〔substantial〕那一部分仍然被适用,并为作者提供一笔收入。 这是这么一种情况,即我建议的,对于小说、传记、回忆录和小散文等等作品,版权仍适用。最低限度,人们应该始终有权与朋友共享复制品。
现在正是政府们不得不防止这类行为的时候,它们不得不开始侵入每个人的生活并采取苛刻的惩罚。基本上,制止人们在私人生活**享的唯一方法,是靠一种警察体制,但公共商业行为可以更容易得多和更无害得多地被调控。
目前,我认为我们应该划清这些界线的地方依赖于作品的种类。
对于使用者,不同的作品适用于不同的目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版权体系,该体系完全相同地对待几乎所有的东西,但音乐除外:对于音乐,有很多合法的例外。但不存在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实际结果之上大搞简单化的理由。我们可以对不同种类的作品区别对待。我提议一种分类,宽泛地区别为三类:功能性作品,表达个人立场的作品,和基本上是审美性的作品。
功能性作品包括:电脑软件;处方;教科书;字典词典及其他参考书;你用以完成工作的任何作品。对于功能性作品,我认为人们需要非常广泛的自由,包括自由公开发布修改过的版本。因此,我明天要讲的有关电脑软件的东西,也都同样适合于另一类功能性作品。因此,这种自由的判断标准……因为它必需含有公布修订本的自由,这意味着我们差不多必需彻底除掉版权,但自由软件运动正显示出:社会所要求的进步--假设社会有版权是正当合理的--能够以其他方式发生。但我们并不需要为了获得进步而放弃那些重要的自由。现在,出版商们老是不断要求我们预设他们的先决条件--不放弃我们至为关键的自由和最重要的东西,想得到进步根本没门,但我想自由软件运动正是要向他们表明--他们的预设是不正当的。
我不能说我就确信若取消了阻止人们的版权限制,我们就不能在所有这些范围产生进步,但是我们已经显示出我们有一种可能:这不是个荒谬的主意。不应该置之不理。公众不应该假设获得进步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有版权,但是甚至对于这么多种类的作品来说,可以有某几种折衷的版权体系,这些折衷的版权体系与给予人们发布修改版本的自由是可以相容的。
例如,请看看GNU自由文件许可证(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它是用来使一本书自由的。它允许任何人生成并销售修订本的复制品,但它要求用一些可靠的方式给原作者与出版者以名誉,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使他们得到商业上的好处,因而我认为推出商业性的自由教科书是可能的--如果人们对这类作品刚好在开始试行商业方式的话。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中,自由软件基金会已经销售了大量的各种自由的书籍(free book)的复本,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很成功。虽然在这一点上,商业出版者都刚好在开始试行这种独特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即使对于功能性的作品,发布修订版本的自由也是基本的要求,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的版权体系,它许可任何人的这一自由。
对于其他种类的作品,因为这些种类的作品的应用不同,所以对道德问题的要求也不同。第二类作品是表达个人的立场、见解或经验的作品。例如,很多短篇文章与散文,与人做生意时的报价,某人的法律立场陈述,回忆录,任何这样表达的东西--其要点是打算表达你之所想、或你之所欲、或你之所好。书评和餐馆评论也在这一类别中:也是表达一种个人的观点或立场。显然,对于这些类别的作品,生成修改本不是做一件有益的事。因此,我看不出人们有什么理由必须拥有发布这些书籍的修改本的自由。照本复制是人们需要拥有自由去做的唯一的事,并且由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认定这一观点,即分发复制品的自由应该只在某些情形中才适合,例如,把它被限定为非商业分发,那我认为就可以。普通公民的生活将不再被限制,但出版者仍将受制于针对这类作品的版权也得到相应版权的保护。
[喝水]
此前,我曾一直认为,这或许会好得足以允许人们有时候私下再分发复制品。我曾一直认为,如果所有公开再分发仍被针对这类作品的版权限制的话,这或许会是可行的,但“奈普斯特”(Napster)〔译注:曾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性的音乐网站〕的经验已令我深信:情况并非如此。其理由是,它显示出〔情况表明〕许许多多的人想公开再分发--公开地但非商业性地再分发--而这非常有好处。如果这是如此有好处,那么从这一方面来阻止人们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但我认为,限制这类作品的商业性再分发仍会是可接受的,因为那只会是一个产业规则,而它却不会妨碍人们打算用这些作品进行的有用行为。
噢,还有,科技论文。或许,学术论文一般也归入这一种类,因为发布这类作品的修改本不是一件适宜做的好事:那是伪造记录,因此它们只应被照本发布(be distributed verbatim),因为我们打算要鼓励传播科技论文,因此科技论文应该是可由任何人自由地再分发的,而且我希望你们绝不要同意以这样一种方式发表科技论文,这种方法限制在网上照本再分发科技论文(译注:原文在表达上可能有跳跃,糅合地说了对科技论文的自由传播与照本复制两件事,按文意,意思大概应为:鼓励自由传播科技论文,但应以照本复制的方式来进行)。去告诉有关期刊你们不再那样做了。
因为科学期刊已经变为科研成果发布的一个障碍了。它们曾一直是个必要的机制。但现在它们除了是个障碍外什么都不是,而且那些限制存取(译注:存取,access,读出原资料与存入新修改)与限制再分发的期刊,必需被废除(译注:斯多尔曼的很多表达用语都带本领域与社会两重意思。这里的废除要求也是这样,而且可以从中阐发出深得多的内涵。即便仅指期刊,也已经超出软件领域)。它们是知识传播的敌人;它们是科学的敌人,这套东西必需终止。
现在谈谈第三类作品,即审美性作品,其主要用途是用来欣赏:如小说,剧本,诗歌,很多情形中的图画,典型地还有大多数音乐。这第三类的典型特点就是为被欣赏而创作出来。就是说,它们不是功能性的,人们没有改变和改进它们的需要,人们有修改需要的是在功能作品方面。因此这是个难题:人们拥有发布审美作品的修改本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吗。一方面,你看到作者带着很强的自负及其形影相随的说法:
[英国英语的口音,戏剧化的姿态]
“噢,这是我的创造物。”
[回到(美国)波士顿(口音)]
“谁胆敢把它改动一行?”
另一方面,你看到人们常常作加工处理,这表明不断有人前后相继地、或者甚至可能是多人同时地修改作品,于是一些可相互比较的版本可以产生出极其丰富的东西,不仅优美的歌曲和短诗,甚至恢宏的史诗也一直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而回溯到作为创造者〔creator〕的艺术家的特殊神秘能力〔mystique〕之前,曾有过一段时间,半人半神的形象曾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时甚至连伟大的作家都改写别人已经写成的故事。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也含有取自其他通常写成于几十年前的剧本中的故事。假如今天的那些版权法规在那时就已经生效,那么它们会认定莎士比亚是个为了写出他的一些伟大作品的“盗版者”(译注:“盗版者”原文为a quote pirate unquote;quote,引号,unquote,引号完。斯多尔曼在演讲中故意把引号的发音读出来,是为了表达一种对盗版这个词的讥讽气氛。下面也有多处这种把引号读出来的情况),而你当然会听到其他作者也这样说:
[英国英语口音]
“他怎么敢改动了我的创造物的一行!他不可能让它变得更好。”
[听众轻声发笑]
你会听到人们正好用这样一些说法嘲笑这种观念。唔,我不能肯定关于发布这些审美作品的修改版本我们该做什么。一种可能是设想做某种像在音乐中做过的事,那就是谁都被允许重排和播放一段音乐,但他们这样做可能必需付钱,但是他们不必请求许可来实行它。或许商业性地发布这些作品,不管是修改过的或未修改过的,如果他们〔译注:指卖方〕要赚钱,那他们〔译注:指买方〕可能将不得不付些钱,这是一种可能。关于发布这些审美作品的修改版本我们要做些什么是个难题,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令我完全满意的答案。
[听众提问]
听众1:……[提问听不见]。
斯多尔曼:让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问题说得太快了,你可能无法明白。他说“电脑游戏应该归入哪一类?”好的,我要说游戏的引擎是功能性的而游戏的剧情是审美的。
听众1:“图形呢?”
斯多尔曼:那些可能只是剧情的一部分。显示出来的图片是剧情的一部分;它们是审美的,但用于显示该场景的软件是功能性的。因此我要说,如果把审美与功能无缝地结合为一体的话,那么该软件应该被作为功能性的来对待;但如果他们愿意始终把游戏引擎和剧情分开,那么这样说会是合理的,嗯,即游戏引擎是功能性的而剧情部分是审美的。
版权:可能的解决
那么,版权应该持续多久?唔,当前,出版界中的趋势是书籍版权过时得越来越快。今天美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都在三年内绝版。它们成了廉价处理的剩书,而且它们再也没有了。因此很清楚,版权持续比如说95年没有真正的必要:那是瞎扯淡。很清楚,事实上对维持出版活动的进行,十年的版权足够了。但是,除非对允许在出版之前增加一段时期有意义--这段时间就像你们看到的甚至可以多于十年,它应该是从出版之日起的十年,只要该书未曾出版,这本书的版权就一直不会限制公众。它基本上只是一直给予作者,以使它最终被出版,但我认为一旦那书被出版,版权应该生效大约十年左右,就是那么回事。
此前,我曾在一个电视讨论会提出过这一建议,与会的其他人都是作家。
他们中的一个人说:“十年的版权?太荒唐了!任何超过五年的东西都是不可容忍的。”
他曾是个获奖科幻小说作家,他当时正在抱怨retrouving(译注:retrouving,法语,倒退、退回)的困难,即后撤的困难,这很有趣。
法语词汇正渗进我的英语(译注:指刚才用法语说的英语意思)从出版商那里收回版权,该出版商为实用目的已让他的书绝版了,但一直在履行合同上躲闪拖延,那合同上载明,本书绝版时其权利归还给作者。
你们得明白,出版商们极坏地对待作者。他们始终都在以作者的名义要求更多的权力,他们会带来几个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能够签到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合同--以证明这个说法,即该权力真的是为了他们的〔译注:那几个名作家的〕好处。同时,大多数没名气、不富有、不具特别的影响力的作者,则始终被出版业可怕地对待着,而在音乐界情况甚至更糟。我推荐你们所有的人都读读科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的文章:它是在《沙龙》杂志上,对吧?
[听众2:对。]
斯多尔曼:她一开篇就因唱片公司对待音乐人的方式而称唱片公司为“盗版者”。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缩短版权。我们可以试试各种长度,我可以发现,我们能够以经验为主,找出哪种版权长度对保持出版的旺盛活力是所需要的。我要说,因为差不多所有书籍历十年都会绝版,很清楚十年应该是足够长了。但没必要对每种作品都同样对待。例如,可能对于电影,版权的有些方面应该持续得久些,如象销售所有带有画面与角色的附属物件(paraphernalia);译注:paraphernalia,特指服装设备等,如演员的服装、电影中用过的汽车、印有米老鼠的衬衫与玩具等等之类〕的权利。大家知道,那是如此彻底的商业性,在多数情况中,如果被限定到一个公司,它没什么要紧的。或许电影本身的版权,这种版权持续二十年或许是合理的。同时,对于软件,我怀疑一个三年的版权就应该足够了。你瞧,如果程序的每个版本在发布后都充分保有三年版权,除非那公司陷入了实在的麻烦,他们在那些个三年到期前将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并且会有很多想使用更新的版本的人,因此,如果更老些的版本都自动地变成自由的〔free,或:免费的〕软件,公司会因更新些的版本而仍然有生意可做。
现在,按我对此的领会,这是个折衷妥协,因为它是个在其中并非所有软件都是自由的体系,但它可能会是个可以接受的折衷,毕竟,如果〔按刚才的设想〕我们在有些情况中为了程序变得自由而不得不等待三年……唔,那也不是祸害。
[听众3:你认为这是个偏好胆小巴结特色的的体系吗?]
斯多尔曼[快活地]:啊,就是那样。每个体系都在什么人中鼓励某种人为的扭曲,与那么多鼓励自由的问题比较起来〔译注:指与讲演者建议的新方案相比较〕,那(译注:指听众3所提问题)是个次要方面;而我们的现行体系当然是鼓励版权所保护的行为中的各种人为的扭曲,因此,如果一个改变了的体系也鼓励少许那些次要扭曲的话,我要说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听众4:伴随版权法规中的改变,会有你无法得到源代码的难题。]
斯多尔曼:对。 这里也必须有一个条件,一部法律,规定,如果要向公众销售软件复制品,则源代码必需预存在某处,以便三年以后该源代码能够被公开。这样,比如说,在美国它将被预存到国会图书馆,并且我想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机构,出版的书籍被放置在那里,而它们也可以收存源代码,并在三年后公布它。当然,如果该源代码不能相应执行的话,那它就是欺诈,而事实上,如果它真的能相应〔执行功能〕,那他们在该作品公布之初,就应该能非常容易地检查它,因此你正在发布源代码,而另有人在那边说,好吧,“点、斜杠、设置、点、斜杠、完成”(译注:这是在把编程语言有声地读出来,显示在屏幕上大概是这样的:.\configure.\make)。然后看看是否产生了相应的可执行代码并且“嗯哼”。(译注:这一段的意思是指,按讲演者设想的方案,当你正在发布源代码时,(在你预存源代码的机构中,)也有人在电脑上打命令,检查你的源代码,看是否与你说明的功能一样,“嗯哼”是形象地表现检查者在观看检查结果:或满意或吃惊)因此你是对的,仅仅废除版权并不会让软件变成自由的。
[听众5::嗯,是说……自由?〔译注:原文为非英语外语;针对上文“……变成自由的”而言,上文中的自由(free)也有免费的意思,这个听众要想搞清说的是自由还是免费。〕]
斯多尔曼:对。这是我使用该术语的唯一意思。这〔指仅仅废除版权〕不会带来那个〔指让软件变成自由的〕,因为源代码可能是无法获用的〔译注:例如加密或不提供合适格式的源代码〕,或者他们可能会改为尽量采用合同来限制用户。因此,让软件成为自由的并不象结束软件上的版权那么简单:它比起结束版权来,是一种更复杂的情况。事实上,假设版权被从软件中简单废除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用左版〔copyleft〕来保护程序的自由性状,但同时软件的攻击性私有者〔privateers〕可以采用其他方法--合同或拒绝提供源代码来让软件成为私权的。因此,实际上是这样,如果我们发布一个自由程序,某些贪婪的家伙就会生成一个修改版本并只发行二进制码〔译注:二进制码是计算机程序的低层或机器码,一般人及多数有关技术人员都无法看懂,并难以作修改〕,并让人们为此签署保密协议(non-disclosure agreements)。我们将再也无法制止他们。因此,假如我们想要改变法规,让所有被发行的软件都不得不是自由的,我们就不得不用某种更复杂的方式--并不仅仅靠为软件而转变版权--来做到这点。
因此总体说来,我建议我们考虑各类作品和各类使用,然后寻求一种新的角度来作规划:其一就是,在有可能为一般公众保留某种相当无害的、对作家们仍然有利的版权类型的同时,为发展各新种类作品的使用,而给公众以最重大的自由。用这一办法,我们可以改造版权让其适应多种环境,在这些环境中,我们裁定它,我们也裁定我们自己,从而拥有一个不需要把人送进监狱关好多年的体系,因为他们与他们的朋友们共享,但是仍然以各种方式鼓励人们写作更多的东西。
我们还能,我相信,寻找到其他一些鼓励写作的方式,其他一些帮助作家们挣钱的方式。例如,设想一个作品的照本复制将被允许,再设想这作品附以某种东西来开始,以便在你正要玩赏它或阅读它时,旁边有个盒子说道“点按一下这里,以发送一美元给该作家或音乐家或其他什么人”,我想世界上较富裕的部分很多人将发送这一美元,因为人们通常是真心喜爱创造了他们喜欢阅读和聆听的东西的作家和音乐家的。有趣的事情是,他们现在所得的版税如此之少,竟至于若你为某个东西支付二十美元的话,那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的所得不会多于一美元。 因此这将是效能高得多的体系。而引人注意的事情将会是这样,当人们再分发这些复制品时也就接济了作者。在本质上为他们打广告,四处传播应该可以给他们一美元的理由。现在,此刻,更多的人就是不发送一些钱给作者的最大理由,是做这事让人厌烦。你将做什么?写张支票?然后你将把支票寄给谁?你不得不挖掘他们的地址,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使用一个便利的因特网付款系统,它让给某人付一美元的事很好办,然后我们把这个系统放进所有的复制品,而后,我想,你会发现这机制很好地运行起来。可能需要花五年或十年(译注:原文为It may take five of ten years,其中的of 可能是or的误记,我们按or进行翻译)的时间广泛传播这些**,因为这是个文化的东西,你们知道,最初人们会感到有点惊讶,但只要它成为常态,人们就会习惯这种付钱的方式,而且与今天买书的花费相比,这不会是很多钱。
[喝水]
因此我认为,用这一方式,对表达性作品,可能还有审美性作品,这或许会是个成功的办法。但它对功能性作品不起作用,其理由是由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修改的版权并进行发布,那些盒子该针对谁,而且他们该发送多少钱,你们知道,当该作品被一个特定的作者或作者群只发布一次时,做这事很容易,他们可以共同地同意他们要做的事并点按盒子,如果没人要发布修改的版本,那每个复制品都将包含相同的盒子,盒子都带有指引付费给相同人士的相同网上指定;但是在你有已被不同的人影响过的不同版本时,那对于这个或那个版本,就没有简单的自动方式推断出,谁应该获得用户们的捐献中的哪一份。要确定每个捐献的重要程度具有哲学性的艰难,而且在有些情况中,所有试图估量它的简明方法都是简明的错误,他们简明地闭眼不看事实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因此我认为,当每个人都自由发布修改过的版本时,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不是切实可行的。但对于有自由去发布修改版本并非至关重要的那些类型的作品,那么一旦我们有了便利的因特网支付系统作基础,这一解决方案就能够是简单实用的。
关于审美作品
如果有一个系统,在其中那些商业性再分发的人,或者可能甚至那些发布修改本的人,都将不得不跟原始开发者谈判付款分摊的问题;然后,即使修改过的版本被许可有某种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再谈判的标准规则,这种方案也将能被推广到这些作品;因此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中,甚至可能用一种许可体系、以某种方式发布审美性作品的修改版本是可行的,要它拥有那种自动付款系统,或许也是可行的。我认为现在有正在努力建立这种自动付款系统的人我听说过一种叫作街头艺人协议的东西。我不清楚它的详情。不过我相信有某种叫作“绿色巫婆网站”(GreenWitch.com) [记录者注: 网站名不确切]的东西,我相信那里有些人正在努力建立或多或少象这样的某种东西。我认为他们所正希望要做的东西就是,收集一批你对各种不同的人的付款,并且在一旦付款量达到足够大时,最后从你的信用卡上收走付款,因此它功效很强。这些种类的体系在它们实施的实际情况中是否充分平稳地运行,还不清楚,并且对它们是否将逐渐被充分广泛地采用,使自己变成一种常规的文化惯例,也还不清楚。
也许,为了使那些自动付款机制真正抓住我们的需要-需要有某种……你需要到处看到这种想法以便……偶尔说一声“是的,我应该付这个钱”。我们走着瞧。有象这样的明确想法并非不合理。例如,你看看美国的公共无线广播,它几乎全靠听众的捐献支撑,我想你会发现有听众捐献的数百万--我不能确定准确数字,但是的确有着很多被它们的听众来支撑的公共电台,而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总是会发现获得捐助更容易了。十年前,它们在一年中大概有六周,在其间花去大量时间,一天24小时不断地请求人们“请送来一些钱吧,你们不认为我们充分重要吗”等等;而现在它们中有很多家,已经发现可以通过寄信给过去捐助过它们的人来筹集捐献了,而且它们不必花费它们的广播时间来鼓噪吆喝捐助。
基本上,版权的预定目标:对鼓励正位〔righting〕是个值得努力的目标,但我们必需多种途径的多种方法来实现它,使它〔版权〕不是那样苛刻、那样限制我们一直鼓励开发的作品的使用,并且我认为,数字技术正给我们提供着解决难题的方案,也正创造着一个我们需要的、解决该难题的环境。讲话到此结束,有问题要问吗?
问题与讨论
首先,下一场讲话是什么时间?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现在是三点过一刻钟。
斯多尔曼:噢,真的吗?那我已经晚了?唔,我希望梅勒妮〔Melanie〕将准许我接受几个问题。
听众6:谁将决定一个作品归于你的三种类别的哪一类?
斯多尔曼:我不知道。但我肯定有很多决定的方法。你看到一本小说时,你大概能够辨别它。但我怀疑法官们看到一本小说时也能辨别它。
听众7:对加密,以及用版权保护的材料交互式加密,你有何评论?
斯多尔曼:唔,加密正作为一种控制公众的手段被使用。出版商们都正力图把各种加密机体制强加给公众,以便他们能够阻止公众复制。现在他们把这些东西称作技术方法,但他们实际全靠一些法律禁止人们绕过〔译注:by-passing,旁路;带硬件术语风格的词汇〕这些东西,没有那些法律,这些方法将没有一个能达成其目的,因此它们全都是直接以政府干涉为基础,以制止人们复制,我非常强烈地反对它们,而且我决不接受那些介质(译注:根据上下文,这里的“介质”应该是指带有加密技术、经过加密的软件的介质,如磁盘、CD-ROM等)。
如果作为一个实际应用的问题,那些复制某个东西的方法我是拒绝的,我决不买它,而且我希望你也不要买它。
听众8:在法国,我们有一种法律,规定即使这种介质被加密保护,人们也可以为了备份的目的对它加以再复制。
斯多尔曼:是的,在美国直到两年前也曾是那样的。
听众8:在法国非常通行的是你签订一份合法的协议……你应该用鼠标签订的合同……
斯多尔曼:唔,或许他们不应该。
听众8:我们怎样才能对抗它呢?
斯多尔曼:[反诘地]好的,你打算对抗它们吗?那样做费财劳神,不仅如此,你要怎样去进行对抗呢?啊,你可能要设法上法庭,并说“他们无权要求人们签订这种合同,因为它是个无效的合同”,但是,如果分发人是在美国的话,那或许很困难。有关什么是合法合同的法国法律,无法被用于美国而去制止他们。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我签订了这个合同,但它在法国是无效的,因此我公开地不予遵守,而且要对抗因此对我进行的起诉。”那就是你到时可能会认为要做的,并且,如果你是对的,即那些法规在法国无效,那么这些法规就应该被抛弃。
我不知道。也许那是个能行的好办法,但我不能确定,我也不知道其政治性的影响会是什么。
我知道的是,正好整两年时间之前,一个禁止音乐的某种私下复制的法律在欧洲被通过了。唱片公司大力炫耀一些著名的、非常流行的音乐家,以争取该法律,也事实上得到了。因此情况很清楚,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大影响。他们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立法,只消通过另一个法律来改变这一个。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抵制这些(对法律的)改变,我们必需考虑政治策略,而且,我们要精心策划我们的行动,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在如何在欧洲实现那样的行动方面,我不是专家,但这正是现在人们应该考虑的事。
听众6:应该怎样看待私人信件的保护?
斯多尔曼:唔,如果你不公布它,那这就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听众6:不公布,但如果我发送一个电子邮件给某个人,那就自动地处于我的版权保护下。
斯多尔曼:[有力地]实际上这是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听众6:不,我不接受你的看法。如果他们打算在一张报纸上公布它的话,这时我的平衡补偿就正是我的版权。
斯多尔曼:唔,你不能让他〔指报纸〕对内容保密,事实上我不能肯定。在我,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里面有点不公正。例如,假设你发送一封信给某人,威胁要起诉他,然后你告诉他: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做了这件事,因为我的威胁是被版权保护的--这可有点令人不愉快了,我不能肯定甚至连这样的事也得赞成。
听众6:可是,有着一些情形,在其中我想与某人通信,并完全私人性地保持我的(和他们的)回复。
斯多尔曼:唔,如果你和他们都同意〔译注:这里的同意特指双方取得一致、达成协议或协议性的规定〕保持其私人性,那这就是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了。我很抱歉这两个问题不能连接在一起,而且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还有另一场预定的讲话,很快就要举行。但我认为把版权应用于那样一些情形是个总体性的误解。那些情形中的道德规范跟发布作品的道德规范完全不同,因而它们应该以一种恰当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
听众6:这足够公平,但此刻,一个人能有的唯一补偿就是版权……〔译注:“补偿”,原文为redress。此处的实意相当于“保护”和“平衡”,指私人通信各方之间的相互调节和“相互扯平”,即都不得泄露私人性的秘密。〕
斯多尔曼:[插话]不对,你说错了。如果人们已经同意保持某事物的私人性,那你就有其他补偿。
在欧洲有一些隐私权法律,而且另一件事情是,你无权强迫某人为你保密。你至多只能强迫他改换说法〔译注:paraphrase,义释;用另外的说法来表达原意而不是“照抄、照搬”〕,因为他有权告诉人们你写过或说过什么。
对的,但我假定的是各处一端的两个人,都形成了公平的同意。
斯多尔曼:那么,这样的话,就不要说版权是你唯一可依赖的保护。如果他达成同意,那么他将不会打算把它交给某份报纸--他会吗?
听众6:不会,呃,你正在回避我有关窃听〔interception,拦截信息〕的问题。
斯多尔曼:噢,窃听。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激昂地]不,你没问过有关窃听的问题。这是你第一次提到窃听。
听众6:不对,是第二次。
听众9:[低声同意听众6]
斯多尔曼:[仍然激昂地]唔,之前我并没听到你说过……那完全是无聊的……那就像企图……噢,我该怎么比喻?……那就像企图用一个烤点心的模子(waffle iron)杀掉一头大象,我的意思是它们相互之间毫无关系。
[无法说明的沉默降临]
听众10:你想到过改变[听不清,在商业秘密中(作改变)?]吗?
斯多尔曼:嗯,想过:商业秘密现已朝着一个极为不祥与发出威胁的方向发展。商业秘密过去通常意味的是你想保持某个事物的秘密,因此你不告诉任何人,而稍后,它被搞成了这样的某种东西,即在一项经营中只告诉几个人的某种东西,而他们同意对其保密。但是现在,它正在变成某种东西,在那里面,为了经营,公众大都被逐渐征招进了保密的队伍,即使他们从不曾以任何方式同意过保持那些秘密,那是一种强制。因此,那些人伪称商业秘密只是实现他们拥有的某些天赋权利;那恰好不再是真实的。他们正在获得明显的政府帮助,来强迫其他人保持他们的秘密。而由于商业保密的反社会性,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各种)保密协议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合同。不应该认为,某人仅仅口头上承诺过保密,就自动地意味着他受到这种承诺的约束。
或许在某些情形中,它应该是,而在某些情形中它不应该是。如果了解到有一个清楚的公众利益,那么或许应该让该合同无效,或者当它被消费者签字画押时,它应该有效,或者可能在一个经销商与一个 ……,可能一个公司提供了一些秘密给它的供应商,那就应该是合法的, 但对该公司的消费者,则不〔合法〕。
有着很多人们可以考虑的可能性,但任何从一开始就未自愿同意过保秘的人,应该不受商业秘密的约束。
这就是不久以前采用的方式。可能现在在欧洲仍是这一方式,但我不很肯定。
听众11:这是可以的吗?--比如一个公司要求它的……
斯多尔曼:员工?
听众11:不,不
斯多尔曼:供应商?
听众11:是的,供应商。假如消费者是另外的供应商又会怎么样?
[因换小磁盘而有一小段遗漏]
斯多尔曼:让我们以不鼓励它来开始。
听众12:我有个问题,是关于你对期刊和教科书上的科技作品的意见的。
在我的专业里,至少有一种正式的期刊和教科书可以从网上获得,但它们仍保留版权,而对提供的资源有自由使用权,可通过因特网访问它们。
斯多尔曼:好的,这很好。但有很多期刊,其中的情形不象那样。
例如,“美国计算机学会”(ACM)的期刊你就不能访问,除非你是个订户:它们被封锁了。因此我认为期刊都应当在网上发起开放访问。
听众12:那么,当你基本上不干涉在网上提供自由访问时,版权对公众的意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
斯多尔曼:唔,首先,我有不同看法。镜象站点是根本的,因此该期刊应该只提供开放的访问,但它们也应给每个人以自由,去创建这些文章的照本复制件的镜象站点。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就有着它们将被丢失的危险。很多种灾害会导致它们的丢失,你们清楚,自然灾害、政治灾害、技术灾害、商业灾害、财政灾害……所有这些种类的事能导致一个网站消失。因此,学术团体逻辑上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是谨慎地建立一个有许多镜象网站的广大网络,确保每篇文章在每个大陆都能利用,从靠近大洋的地方到远处内陆之地,并且你们知道,这完全就是这样一种事情--那些主要的资料库将感觉到这是它们的使命,只要它们不被停办。
因此,应该解决的事是这些期刊应该更上一步台阶。除了声明每个人能够访问该网站外,他们还应该声明每个人都能创建一个镜象站点。即使他们说过,你必需完成整个这一期刊的发布,并加上我们的广告,但那至少仍然可以承担产生更多访问的任务,因而使它不处于危险中,而另外的社团们会创建镜象网站,而且我预言,照这条路子十年下来,你将会看到一个组织得非常好的、协调着镜象化以确保没有东西会丢失的非政府体制。在这一点上,一个期刊多年来在创建镜象网站上的花费是如此之少,以致它不要求任何专门的资助,没有人必需非常辛苦地工作:只消让资料管理员去完成它。啊,总之,曾有着由此引起的另外某件事,我这会儿记不起它是什么事了。哎,我只好不得不放过它了。
听众13:对于审美作品的筹资困难……
你认为动力可以是……[听不清]吗?虽然我明白困难的是……我的意思是谁将作捐献〔contributing〕?并且谁将被付酬?自由软件的精神是……[听不清]吗?
斯多尔曼:我不知道。这的确正对人们提出着看法。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达到那里,我正在努力思考我们该到达哪里。我知道,知道我们能如何到达那里。出版商们如此强大,并且能够让政府来执行他们的吩咐〔bidding〕。我们将如何建立某种公众拒绝再忍受这一情形的世界,我不清楚。我想我们必需做的第一件事是明确地抵制“盗版”(pirate)这个术语以及伴随它的那些观点。
每当我们听到这种说法时,我们必需大胆指出并声明这是宣传,对于人们相互分享那些公开出版的作品,那不是错误,那是与你的朋友分享,那是好事。而与你的朋友分享比这些公司获得多少钱更重要。社会不应该去适合这些公司的利益。我们必需继续……因为你们看到,他们到现在一直散布的观念--降低他们收入的任何事都是不道德的,因而人们无论如何必需受到限制,这为他们为每样东西收费获得了保证……那是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必需发动直接攻击的东西。人们已经试过大部分集中针对次要方面的策略,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当人们,当出版商们要求增强的权利时,人们通常说那将引起次要类型的伤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争论,但是,你很少会发现有人(我除外)说改变的整个要点是错误的,即以那种方式限制它是错误的,即人们想要改变复制品是合法的并且他们应该被允许那样做。我们不得不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得不开始斩断他们**权的根,而不只是砍掉几片树叶。
听众14:[听不清]这很重要是集中于音乐捐赠体制)。〔译注:原文可能是不标准的英语(因为发言者是学讲英语的外国人、而且是在特定的对话情景中),意思可能是:集中力量关注问题很重要,对于音乐,集中关注捐赠体制很重要〕
斯多尔曼:是的。尽管不幸地存在着保护那看来极可能是适用的技术〔technique〕的专利。
[来自听众中的笑声、“NO”(不)的喊叫]
斯多尔曼:因此,在我们能做到之前或许要花十年的时间。
听众15:我们只接受法国法律。
斯多尔曼:我不知道。我想我还是把场地交还给梅勒妮更好些,梅勒妮的讲话预计3点开始,啊,这样
斯多尔曼在寂静中站起来
在爆发出欢呼鼓掌之前有一段停顿。
斯多尔曼转而对填充织物的角马〔译注:GNU即是斯多尔曼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的技术工程的名称,也有“角马”的意思,角马的图形和造型也被用着GNU工程和自由软件的象征〕鼓掌,那角马是他在讲演开始时高高放置于投影仪之上的。
title: 为什么说天朝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
date: 2016-08-23 15:39:22
一个经济上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居然说它是帝国主义,这个实在可笑。慈禧太后还说大清帝国呢。
殖民地是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的国家。天朝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么?天朝政府是美国任命的?说这些话的人缺乏基本常识。如果真的是殖民地,美国还用天天谴责天朝?!殖民地国家没有或很少有民族资本,国家经济由外国资本直接控制,其余部分则由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主、奴隶主分享,这与天朝也根本不同。
半殖民地也不符合天朝的定义。半殖民地是指形式上独立,但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控制的国家,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仍然具有部分封建残余,但不影响总体性质,天朝亦不属于这社会。
鼓吹天朝是附属国、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借大谈“**还吃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的亏”,要无产阶级在将来的世界大战中站在本国本民族财政资本一边给帝国主义者卖命罢了。马列毛主义者当然必须坚决拒斥这种错误主张。
对照毛主席的论述、对照新**主义革命的历史来看,当代天朝根本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即半独立)国家。
第一,当代天朝的国家政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是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主权“大”国,是一个在帝国主义阵营和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中“享有一票否决权”的“大”国,当代天朝在军事上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摆布控制,而且近年来正加紧进行军备扩张,因而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独立’”或“资产阶级国家‘半独立’”问题。换言之,天朝在政治、军事上都是独立的!
第二,由于天朝政治军事独立,由于一党独大的党国体制,决定了总体上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的国家垄断资本为主、买办资本为次;尽管天朝垄断资本带有明显买办色彩,还存在有相当比重的买办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数目也(相较于鸟笼经济时代)大为减少,但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垄断资本体积庞大、实力强大,关键还在于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这些国家垄断资本都左右着国家经济命脉;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天朝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官资控制的相当一部分所谓“优秀企业”不断地加快“资本集中”的步骤,形成国有垄断组织;私人资本也迅速地进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私人垄断组织逐渐形成;天朝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总量巨大的官资实力依然十分雄厚,涉及军工、军火、航空航天、原子能、石油、石化、天然气、化工、电力、煤炭、钢铁、机械、交通运输、铁道、船舶、通讯等广泛领域,在金融领域与国际垄断资本分别占有各自份额;官资还包括土地资本,当局垄断“国有”土地,城乡所谓“集体”土地实际在各级政权的操控之中(当然近年来在私人资本、跨国垄断资本幕后推动下,在各级政权主导下,土地资本正在由官资、一般资本、国际资本共同获利)。
第三,近年来,天朝正积极地、见缝插针地在亚非拉等地扩张自己的经济投资和政治影响,天朝在同老牌列强讨价还价、勾结撕咬的同时也瞅准机会对一些小国、对一些落后国家输出资本甚至操纵政权(在非洲一些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1]
[1]以上资料整理于方从哲吧的“水来火去”和“无辜蒙冤方世鸿”的发言。>
title: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是不对的
date: 2016-07-21 10:09:42
作者:余斌(**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摘自余斌《〈资本论〉正义——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特里·伊格尔顿所著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1,在国内受到不少追捧。有人认为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做出了深刻的分析”^2。有人认为,伊格尔顿作为一位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特殊的时期,本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其主旨就是要“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为马克思主义辩护。^3还有人认为,该书选择了10种流传最为广泛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细致剖析其中的逻辑矛盾和知识谬误,将其与马克思的论述进行比较,从而在学理辨析的过程中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4
但是,也有人认为,伊格尔顿提供的证据与证明大部分都证明了其反面,至少也是答非所问——他所为之辩护的马克思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马克思,原来的那个马克思如果今天还活着,绝不可能接受伊格尔顿教授为他所作的拙劣辩护。该书所列举的反马克思言论缺乏来源,拼凑的那十个所谓“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全不注明具体出处。^5
而李君如则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的名义指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的辩护,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6
但是,《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7难道这些贵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的辩护?
李君如指出,“特里·伊格尔顿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文学批评家,他总是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过认真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讲到马克思关于‘位于工人和资本家中间’的‘数量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论述,长期来被我们所忽视”。李君如进而指出,“有的年轻学人只读过几本马恩著作,未能把握其全貌的情况更是十分突出。”^8
的确,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的独到见解之一就是关于马克思对中产阶级的看法。伊格尔顿写道:马克思“慷慨地赞美中产阶级”^9,马克思“毫不吝惜地称赞中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10,“如果没有马克思曾衷心赞赏的中产阶级,我们将失去自由、**、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宝贵遗产”^11。
但是,伊格尔顿恰恰没有指出,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他是从马克思的哪部著作或哪部文本的哪一页上看到的。在他的这些为李君如专家所看重的地方,恰恰同样“全不注明具体出处”。也许,比年轻学人全面得多的李君如专家能够替伊格尔顿指出其观点在马恩著作中的具体出处,但我们还是自己来翻翻书吧。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全部50卷中,我们找到如下几处马克思提到中产阶级的地方: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12在致巴普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其他未宣布戒严的地方,普鲁士人也同样实行了为中产阶级所支持的压制各种独立见解的恐怖制度。”^13
难道“暴发户”一词也是对中产阶级的慷慨赞美?难道支持封建势力压制各种独立见解的恐怖制度是“最革命”阶级的革命行为?难道这种恐怖制度就是“自由、**、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宝贵遗产”?
马克思根本没有直接提到中产阶级是什么革命的阶级,更遑论最革命的阶级。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提到过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尽管不是最革命但也是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阶级,那是——资产阶级^14,并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
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5。而伊格尔顿所谓“《共产党宣言》曾抨击过中产阶级家庭”^16,则表明他所说的中产阶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原来,李君如专家要我们关注的伊格尔顿的重要论述,竟然是位于工人和资本家中间的数量持续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论述。但是,这样一来,就存在工人、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三个不同的人群的划分。然而,后二者分得开么,即存在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资本家或不包括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么?
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赞赏的是资产阶级,而且伊格尔顿因为恩格斯资助过马克思也声称“马克思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17,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的辩护”,又怎么可能“是一体两面的事”呢?难道李君如专家认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骂大帮忙?
虽然《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有过肯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8而这部著作也公开呼吁:“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9也许,“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过认真研究”的伊格尔顿,还会继续说《共产党宣言》恰恰表明,马克思在“衷心赞赏”资产阶级,并在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但是,只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他的胡言乱语。
也许有人要说,所谓中产阶级,指的是小资产阶级。但《共产党宣言》恰恰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0而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鄙视和挖苦,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部著作^21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了。
在致左尔格的信中,马克思在谈到海德门时曾经指出,“所有这些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22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评价伊格尔顿和一些人的参考。
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23但是,这样的一个标签曾经由于有像伊格尔顿这样的自封者的存在,而在历史上被马克思所否定。
恩格斯在谈到《萨克森工人报》时曾经指出,“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到马克思曾经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4而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也曾经提到,“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25
伊格尔顿声称,“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那些虐待穆斯林的中情局秘密监狱就能把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笔抹杀,即便这样的秘密监狱如今已经成了自由社会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26难道一个黑狱遍布的社会,还谈得上什么“自由”社会政治生活?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伊格尔顿眼中的宝贵遗产即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不过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27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或定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伊格尔顿才能一边大兴黑狱,一边鼓吹自由。对于这样的急于回归自由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最大的愿望”自然地“不见得就是永远做马克思主义者”^28了。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则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人全部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欢送出去。
伊格尔顿说什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占大多数的个人甚至阶级为代价的。’他的意思是,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的善最终将战胜恶,但这一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包含许多痛苦和不公正。”^29但是,马克思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恰恰是讲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里,才会是这样,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则是最终“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30伊格尔顿将那些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痛苦和不公正,歪曲地归结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在真正地为资本主义辩护,并企图吓唬人民群众不要去试图实现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信中曾经提到,“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格尔顿却声称,“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不反对法官、摇滚明星、传媒大亨和将军们热情涌入他们的阵营。他们不会排斥鲁珀特·默多克和名媛帕丽斯·希尔顿,只要这两人能够进行恰当的忏悔和一定时间的自我惩罚。”^32显然,这些涌入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跳蚤们自然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出于某种奇妙的原因,终结现行体制符合时装设计师的利益,而不符合邮政工人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将其政治关注聚集于时尚设计师,并强烈反对邮政工人的进步。”^33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完全相反”地站在进步的立场上。
我们不应当让马克思所否定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正确地把他们称为“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没有兴趣对这本几乎每一页都存在错误的书籍展开全面的批判。“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上面的批判已经表明,伊格尔顿所谓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只是在力图“证明”戴着写有马克思这三个字的帽徽的中产阶级作家们为什么是对的。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对,其实只是不对而已。
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列宁曾经评价斐·雅·施米特博士的论文《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对马克思进行‘自由主义的’(确切些说,资产阶级的、怜悯工人的,因为作者大概是保守分子)歪曲的范例。”^34九十八年之后,伊格尔顿提供了一个同样的范例,而他居然还好意思地说什么“还有哪位**家像马克思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曲解呢?”^35
title: 一些琐碎
date: 2016-07-30 16:33:16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透明政府,公平分配,**监督,健全法制,完善体系,深化改革,制度……
不论党派,所有美国人都对这个被操纵的政治体制,以及腐败的政客心怀厌倦,都想改革政府,让它不再劫贫济富。大家知道,我就是这个体制的改造者。希拉里发出的讯息是,一切照旧;我的讯息是,从现在开始,一切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改变外交政策,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灾难;必须改变经济政策,因为它辜负了穷人。靠那些操纵体制的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改造体制。我要做的,是把政府交回到人民手上。
当上总统后,我首先要废除灾难性的奥巴马医保法案。我将提出一套非常棒的新方案,包括多项改革,比如让人们跨州享受医保,促进保险行业内部竞争,降低药品价格。
年轻人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不断上升的教育成本,是可怕的教育贷款,是稀缺的就业机会。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天际,数百万人找不到工作。这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我要创造百万就业岗位,把青年人从债务包袱中解脱出来。
title: 自由派的谎言
date: 2016-08-13 17:31:01
“怀疑一切的人,首先就不怀疑他自己”
群众的**是可以相对统一的,因为真理具有不二性。凡是**接近真理的人,都会有**统一的趋势;当然,真理也有相对性,这些**的起点不同,虽然随着相同的方向前进,但不可能绝对统一。由此可见,只要人民群众的**不断接近真理,这些**也会不断的相对统一。
可是在自由小将的眼里“真正有**的人”是不会“附和大众的观点”——不向真理靠近一步的,为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理冒犯了他们的利益。
按照他们的话,大众都是没有创造力的人,不会产生任何**、只会消费**。那么试问“集体”的“统一**”究竟从何而来,盲从者又有何可从呢?
自由小将把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东西全部继承了。
丧失了全部的批判能力,被动地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一**,最后拿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自己脑海里臆想的东西,自以为得到了什么“自由”。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的人”。
大众中真正有先进**的人,应该把自己的**传授给人民群众,然后又从人民群众中批判地学习他们**中相对先进的东西,这样,才能做到**统一;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脱离群众、鄙视群众甚至敌视群众。
title: 关于奥威尔的新材料
date: 2016-07-21 17:13:37
《1984》广受好评而经久不衰。它被票选为1923年至2005年间“100部最好的小说”之一。编辑们认为《1984》可在这一百部小说中位列第13位,读者则将其推崇为第6位。在英国“大阅读(BIG READ)”的排名中,《1984》排名第8。
然而,有多少人喜爱它,就有多少人憎恶它。佛罗里达州的家长们认为这部反乌托邦的小说过于“亲共产主义”,书中还有一些明显的性场面描写。不过,家长们的这一指责似乎有些讽刺,因为在共产主义的苏联,《1984》位属禁书之列。同时,苏联还禁止《华沙条约》的其他国家出版《1984》。他们认为这是反斯大林的“不良”读物。尽管如此,其实在苏联,《1984》也曾作为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文本。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开始觉得《1984》中的场景就是美国未来的预言。他们认为美国将成为一个由受到FBI严格审查的性腐败的资本家们所组成的社会,而五角大楼也将演变成小说中的“和平部”。之后,苏联的批评家将书中对极权共产主义的批评认为是对FXS的批判、书中描写的极度个人崇拜映射的是MZD而并非斯大林。^1
三、文化冷战
记者:书中也涉及了二战后的状况,主要与文化冷战有关。
刘禾:冷战当中,所谓“自由世界”争取到很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帮助,像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诗人T·S·艾略特、W·H·奥登等等。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有一些高人,他们去找另一些高人出主意—比如在大陆被炒得很火的牛津教授以赛亚·伯林,他和中情局的人就有很多秘密来往。有人认为,西方赢得冷战,是文化冷战的胜利,其实当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垮,而是在文化上首先垮掉了。
记者:文化冷战是双方的吧?都需要争夺话语权。
刘禾:冷战当然必须要有双方才能战起来。苏联克格勃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远比不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高明。西方为什么制定一系列文化冷战的步骤?是因为他们发现共产主义的宣传太深入人心,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俄国GM以后左翼阵营占据优势,西方搞冷战是为了把知识分子再争取回去。他们做得相当成功,也相当隐蔽,比如建立门面出版社—表面看是私人基金会支持,其实是情报机构秘密出资。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策划、出版和推广文学作品、期刊和学术著作,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背后也有内幕。像奥威尔《动物庄园》能够出版和走红,幕后推手正是英国军情六处。现在,《动物庄园》和《1984》是美国的中学必读书,听说现在国内的中学也要求学生读奥威尔。
记者:您在书中用“变节”一词来形容乔治·奥威尔,而不是中性的“转变”,其实很多像他一样在20世纪前期**左倾的人后来都改变了立场。
刘禾:在我的故事里,奥威尔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提供给英国军情六处的黑名单(编者注:1996年,《卫报》记者根据解密档案,发现奥威尔在1949年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欧美供产党员或亲供人士的黑名单;七年后,他的一个笔记本被曝光,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了135个名字,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导演、演员、记者等。黑名单即来自这个笔记本),我没讲他个人的选择。当年很多人左转右,都是因为斯大林的政策,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讨论,但奥威尔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是特别关心。
政治立场的改变,左转右,右转左,通常是称为“变节”的。我们不会把一个人时尚口味的改变说成是变节。但关键还不在这儿。奥威尔的《1984》是以谴责集权、暴政出名的,但是他跟秘密警察合作,他跟“老大哥”合作。这有确凿的证据,我把档案号(编者注:FO1110/189)也写在书里了,现在任何人拿着护照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去,能查证。你看他小说是这么写的,人是那么做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还有他的笔记本对推动我的故事情节有好处。我有个直觉,他记录了这么多人,那么我寻找的“Nesbit”,也一定在里面。
记者:奥威尔的告密,让人想起冯亦代晚年出版的《悔余日录》,是他1958年到1962年的日记,其中有向“上级”汇报的内容,几年前被章诒和指为“卧底”,曾引起一场风波。您怎样看待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告密者”呢?
刘禾: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是一个公开的普遍的社会行为,后来讨论这个,多少脱离了当初的政治环境。在GM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和供产党有情感上的连接,是很自然的,他跟党的关系,不是和警察的关系,我觉得这和奥威尔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
指责奥威尔是告密者,是因为他写了《1984》,谴责和警察国家的合作,而他自己却正是与军情六处合作的,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这件事暴露出来,他的道德地位一下子就被瓦解了。冯亦代那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一边说反专制一边去汇报,是吧?即使你说他向党交心是告密,那不过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塑造出来的特殊的个人与党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如何去批评,那恐怕要另当别论。
记者:您提到了《文化冷战与**情报局》这本书,它在西方影响大吗?2002年中译本出版,似乎反响不大。
刘禾:我记得《读书》杂志上有过一篇书评,这本书在国内为什么没有反响,值得思考。它在国外影响很大,已经出了好几版了。作者桑德斯是学者也是记者,这本书是那种深度报道型的作品,不是写给学术界的。国外有一个高档次的读者群,它是冲着社会精英去的,在英美读的人很多。
记者:目前冷战研究在西方是什么状况?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吗?
刘禾:冷战研究是独立的学术领域,随着档案打开逐步进行,文化冷战领域有很多人研究是自然的。比如有人专门研究冷战时期的广播电台,像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谁发起的,资金是怎么回事,和苏联之间怎么打等等,很详细。我在书后面附了一个网址,里面列出的主要参考书就包括这些。大量的冷战研究国内没有翻译,我觉得奇怪,即使为了情报(广义的),也该翻译过来。国内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许这本身也说明西方为什么能赢得文化冷战。
记者:您还提到**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冷战中的译著,是否在我们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封闭时代,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
刘禾:对,但是影响多大很难说。“WG”中黄皮书、灰皮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北京的知识圈子、高干子弟,北京之外比较少。我从外部来看,英美情报机构重视哪些书,然后两边一对,发现有一致的地方。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学者感兴趣,应该系统研究。
奥威尔《1984》最早的中译本,是1950年王云五的女儿王鹤仪翻译的节略本,稍后才有钮先钟的完整译本,也就是1953年的“万象版”。钮先钟是什么人?他担任过台岛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翻译官,是军事译粹出版社的发行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很好奇:50年代英国军情六处动用国家实力,把大批书(包括我们说的黄皮书、灰皮书)翻译成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推广。我还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第FO1110/740 号卷宗里有一封谍报人员的信,它透露:奥威尔小说的“中文译本在东南亚很成功”,签署日期是1955年1月28日。这个日子说明什么?台岛的中译本与这封信中的“成功”的中译本之间,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都是一些需要解开的谜。
记者:冷战已是历史。文化冷战今天是否还在持续?
刘禾:当代西方的文化战略是有改变的,现在已经不完全用从前的方式。不过档案没有打开,有些内幕也没办法知道。我的观察,互联网是最重要的阵地,其次是大众文化领域,生活方式、电影、电视等等。
网络有很多的渗透,比如点击率、还有大V—很奇怪,在别的国家没有大V这个问题—他们似乎在国内可以左右人们的意见。我也不信任点击率,人们有从众心理,但技术上点击率是可以操作的。意识形态的战场早已转移,它已经不完全在文字里,更多是在视觉文化里面,在消费主义里面,它塑造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就够了。
西方在冷战中聚集了最好的艺术家,使用最先锋的艺术,像抽象表现主义等等,而现在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数码技术、推销技术,让人不知不觉地投降。这里有一种继承性。
记者:传统冷战是精英文化冲在前面,比如文学、现代音乐、先锋艺术等等,现在西方的策略是向大众文化转移吗?
刘禾:传统的文化冷战没有放弃大众文化,它是两条腿走路。大众文化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世博会等大型展览都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当年举办世博会,苏联明显比较笨,送去的展品是最先进的导弹这一类,而美国展览的是日常生活方式,电冰箱、洗衣机等等,这才是对苏联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美国推广大众文化是全球性的。我看过一本书里提到,70年代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大片,美国电影出口部门的一个头儿说,输出好莱坞大片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当拉丁美洲人看到我们的俊男美女手里拿着可口可乐的时候,我们就跟过去打开可口可乐的市场。
精英文化的冷战原来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门面出版社之类的办法可能用不着了,但西方的各种书展、文学奖(包括诺贝尔奖)、电影奖等手段,还在延续。
记者:评奖等手段确实能够塑造读者的口味吗?让读者发自内心地认可什么是经典,同时排斥掉不合规则的。
刘禾:我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可以看出,冷战以来,上了麦卡锡主义黑名单的作品(它们一度不让在图书馆上架),很多都不在英美文学系的经典书单上了。
记者:即使麦卡锡主义早就倒台且臭名昭著了?
刘禾:一方面是推崇、发奖、评论,用各种方式把一些作家和作品经典化,进入大学和中学讲堂,另一方面也排斥一些作家。像杰克·伦敦,几乎没人提了,而20年代所有人都在读他。斯坦贝克倒还被尊重,但德莱赛和辛克莱几乎没人读了—美国文学的教授们未必是有意识这么做,只是无意识中延续了冷战塑造的那个经典传统。冷战以前的美国文学比这丰富得多,进入大学书单的书,也不一样。
我一贯相信艺术家通过歌唱表现他的时代,不能比小鸟之所以歌唱怀有更多目的。可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歌,不一样的歌手。
——汤姆·斯托帕《乌托邦彼岸》
记者:您的书以文学的方式进入了一些今天**文坛罕见的重要话题,您说想通过这本书做一些实验?
刘禾:这本书不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谈重要的话题,而是文学本身必须要重新获得它的重量,文学要重新获得**性,必须在一定的**高度上思考生活。
在国外,非虚构写作非常重要,文学的功能正在改变。网络提供那么多信息,文学要是不转变的话,它负载信息的功能也要彻底丧失,你说的那点事别人都知道,你提供的那点小忧愁只能鼓励自恋者照镜子……
所以必须重新发明文学。纳博科夫瞧不上奥威尔,倒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说他只会编排新闻故事,图解概念,不是好作家。我们看今天的很多文学不都是这样的吗?在网络时代又被加强了,连著名作家也拿网上的东西来写作。我就在想,文学怎么写才能获得一种厚重感,并且在信息上是新鲜的,在写法上能够创造一种文体。^2
title: 什么是政变
date: 2016-07-25 18:07:05
政变指的是少数阴谋集团夺取国家机器。政变集团本身不得民心,但不意味着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根据政变,得出结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印尼爆发八月革命,宣布独立并成共和国,颁布第一部先法,苏加诺和哈达任正、副总统,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任总理。
同时英军以受降为名在印尼登陆,并扶持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同年11月在泗水遇到印尼军民(包括当地华侨)的抗击。后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荷兰殖民者。1946年11月,沙里尔政府与荷兰签订《林芽椰蒂》协定,表示印尼将与荷兰组成联邦,承认荷兰女五为国家元首,并在经济上要恢复和赔偿外国资本的财产和权益。这一协定遭到人民的反对,1947年6月沙里尔下台,7月组成了以共产党人沙利弗丁为首的联合政府。为迫使印尼屈服,荷兰在英美支持于7月20日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即殖民战争, 在中爪哇和东爪哇登陆。沙利弗丁政府组织抵抗,但因力量对比悬殊和内部反动势力破坏而失败。抗战局面只维持了两个月。·1947年10月联合国决定成立由美、比、澳三国组成的“斡旋委员会”进行“调停”,次年1月12日签订《伦维尔协定》,承认了荷兰对爪哇岛的三分之二、马都拉的全部和苏门答腊的一部分的占领,承认荷兰的宗主权。沙利弗丁政府自动辞职,由民族党右翼哈达和教权派的马斯友美党(以下简称马党)上台执政。哈达上台后执行亲美政策,对外表示完全遵守《伦维尔协定》,对内禁止罢工和游行。
1948年5月印尼共和各进步势力组成人民**阵线,制订《民族纲领》,要求改组哈达内阁,建立完全独立的印尼共和国。同年8月长期在国外活动的印尼共领导人慕梭回国,当选印尼共总书记,对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提出了新的路线和政策:坚决为取消《林芽椰蒂》和《伦维尔协定》而斗争;将另两个左翼政党劳工党、左翼社会党并入印尼共;建立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阵线;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
印尼共和人民**阵线的成员被迫武装自卫。慕梭、沙利弗丁等人在这一事件中牺牲。约36000人被捕,其中约一万人遇害。
印尼共和国当局对供产党人的镇压削弱了自身的防御力量,荷兰遂于1948年12月19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人被俘。此后印尼共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荷兰殖民军固守大城市。
到1949年2月底,荷兰殖民军仅能控制东爪哇的三分之一和西爪哇的一半地区。此后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荷军伤亡日增,军费开支浩大。美帝趁机再度出面“斡旋“,要求双方停火,并释放苏加诺等人。于是1949年5月7双方在雅加达签署停战协定。
1949年8—11月在海牙举行有印尼共和国、荷兰、印尼各傀儡邦以及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与15个傀儡邦组成“印尼联邦共和国”,参加荷兰女王为首的荷兰—印尼联盟;印尼在外交、国防、财经和文化等方面和荷兰“永久合作”;西伊里安继续由荷兰占领;印尼还需偿付殖民当局的400亿荷盾的债务。
《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荷兰撤军,1949年12月19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此后从1950年起,印尼全国开展了了取消傀儡邦区、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运动,各傀儡邦区纷纷解散。同年8月15日,统一的印尼共和国成立,不过这时右派在政府和军队的仍拥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忠实履行《圆桌会议协定》,并同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参加对新**的禁运,同时颁布禁止工人霸工法令,压制供产党人和工农运动。不过这一时期印尼共及其领导的各群众组织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初组成了以艾地为首的新**,党领导下的工会、农会也重新建立。
1951年8月苏基曼内阁发动八月大逮捕,把三千多名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印尼共则组织反苏基曼内阁的统一战线,迫使其辞职。此后由苏加诺的民族党组阁(注:苏加诺本人从49年底起仍担任总统),被捕者释放。1952年10月,又挫败右翼社会党人策动的军事政变。
此后的印尼政府奉行反帝政策,1954年8月与荷兰达成取消荷兰—印尼联盟的协议,废除与荷兰的有关外交、军事、文化“合作”的条款。1955年成为万隆会议的东道国,1956年4月单方面宣布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对荷债务。
1956—1958年间,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南摩鹿加群岛等地发生美、荷等国支持的反动势力武装叛乱,到1958年6月基本平定。1960年苏加诺下令取缔参与叛乱的马党(教权派)、右翼社会党等。1961年12月印尼政府发出总动员令,组织志愿人员准备解放西伊里安。
次年印尼志愿人员登陆西伊里安,1963年5月1日,荷兰被迫将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尼,印尼至此实现统一。
苏加诺政权1957—1958年没收荷兰在印尼的企业、银行和种植园,1964年至1965年又没收美、英在印尼的企业和种植园。不过这些企业单位收归国有后往往由军方接管,逐渐演变成新的官僚买办资本。
中饱私囊的军头也成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也是陆军、空军内部亲苏加诺的左翼少壮派军官的独走(他们对军方高层的腐化不满,又担心军方高层勾结美帝发动政变,遂决定先下手为强),但对苏哈托缺乏警惕,结果虽然捕杀了部分高级将领(据称原计划只是逮捕,杀死是意外),但被苏哈托政变得手。
930事件中苏加诺首鼠两端,事后拒绝出席被杀的军方将领的葬礼,并曾企图阻止军方对印尼共的镇压,但属于徒劳。1966年3月被迫交权给势力日益膨胀的苏哈托。
苏哈托军政权上台初期与苏修来往甚密(事实上此前时期苏联的军援也助长了右派军人集团的壮大)。直到1968年,苏修仍继续向苏哈托军政权提供军援,用以镇压自1967年开始的印尼共的游击斗争。
印尼右派军人集团还得到了托派(或许确切地说是有托派背景的大杂烩)的印尼无产党的支持。
无产党成立于1948年,由1926年因反对当时印尼共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大起义而脱党的印尼共早期领导人陈马六甲/丹.马拉卡(TAN MALAKA)纠合一部分彻底抗战派的组织所建,发动独立的抗荷战争,以对抗当时主张与荷兰谈判以实现独立的苏加诺政权,1951年无产党参加了印尼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此后与印尼共的关系日益接近。1959年无产党还赞扬**是印尼人民可靠的朋友。然而1962年中苏决裂,随后无产党靠拢苏联。
为了对抗支持**的印尼共,无产党(在苏修的唆使下)不惜于196空格4年4月向苏加诺建议在“印尼实施一党制”(当然事实上无产党早已主张所谓“指导下的**”(即——其领导人Prijono是苏加诺的主要谋士及对其神化工作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在1954年12月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我不知道这对他们在50年代初对抗苏加诺政权的历史是不是一种自抽)。
但是,苏加诺考虑到PKI的立场,拒绝了无产党的这一建议。接着无产党就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攻击苏加诺并且与反动军官接近。无产党的行径引起了印尼共的愤慨,在小册子上揭发无产党及其创始人丹.马拉卡的黑历史,并称无产党为“托派”和“帝国主义走狗”(当时无产党支持对美国电影的进口),同时向苏加诺施加压力,要求其“冻结”无产党的活动并将其主要领导人开除公职、驱逐出境。
930事件后无产党支持苏哈托,其主要领导人亚当.马利克成为苏哈托政权的副总理兼外长。但是无产党也因此丧失了群众基础,在1971年的大选中丢掉了所有席位。
1973年,军部法西斯政权搞非党化。作为苏哈托新秩序的一部分,无产党与其他“世俗”(非伊教,包括天主教政党在内)政党被合并为“**发展集团”。该党的历史遂告结束。
印尼迄今为止仍是双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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